資，使部隊彈藥充足，吃飽穿暖；利用一切機會，抓緊訓練部隊。紅二十八軍，正因為執行的這個方針，才取得了勝利。沒想到，被分割在鄂東地區的紅二十五軍領導人，卻給皖西北道委寫來信，不顧事實，說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說什麼“皖西形勢好，不積極行動”，“不打擊敵人，專在熊家河練兵”等等。他們給我扣上一大堆帽子，舉不出事實。唯一具體的事實，是說我不去鄂東找省委。這事使我惱怒極了，一時難忍，大發了一頓脾氣。但我們還是佈置了皖西的工作，於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巖會合了紅二十五軍。
會合以後，省委決定兩軍合併為紅二十五軍。我被任命為紅二十五軍軍長，還補選上了省委委員。這時省委的一些同志，從實際鬥爭中，也開始認識到七里坪以來，走的是一段彎路。從省委書記到軍的領導同志，都有轉變。這就使我軍又開始走向上坡路。部隊的行動不再是個別人的獨斷專行，我的一些正確意見，開始得以採納。我個人心情也比較舒暢。部隊轉敗為勝，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長嶺崗，殲滅東北軍一一五師大部，俘敵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傾向，並未得到全部克服。肅反仍在擴大。攻打城市的思想還存在。長嶺崗戰鬥以後，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帶領部隊到英山城附近一調查，城裡駐有四十七師一個團和十幾隊民團。工事堅固，碉堡林立，我們偵察性的試了一下，就傷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隊撤下來。這時我建議奔襲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慶大門，從前的一個府。若論影響，不比英山小。那裡沒有工事，沒有敵人的正規軍，只有民團把守，我軍可以突然襲擊進去。這個意見被接受了，我軍僅以犧牲一人、傷三人的代價，攻佔了太湖。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這仗之後，紅二十五軍就奉中央指示，開始了戰略轉移。在從皖西過鄂東的路上，我軍衝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在斛山寨地區，一舉又殲滅了四千餘敵人。在鄂東我見到了從中央派來的程子華同志，又聽說他在中央蘇區當過師長，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華同志任軍長。省委討論後，同意了我的建議。這樣我從軍長改做副軍長，接著開始了長征。
長征開始後，我軍從鄂東出發，在兩個月內，跋涉六千餘里，進入陝南的途中，多次遇險。特別是獨樹鎮戰鬥中，我軍首尾受敵，部隊初戰受挫，十分混亂。當時傷員沒人抬，我一天沒吃飯，天又下著雨，親自抬傷員抬了五里多路。這時部隊疲憊不堪，又冷又餓，派通訊員去催出發，從團長、政委到戰士，都睡著起不來。我找了條根子，先從團長、政委打起來，在一個村裡攆出二百多人。這件事，一方面說明我在緊張情況下能挺身而出，同時反映出我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軍閥殘餘作風。當我軍經召南問灤川前進時，敵人分三路平行追擊，企圖超越阻攔我軍去路。我親自帶領一個團搶過拐河，佔領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護了全軍透過。當我軍經灤川西進到離朱陽關九十五里的地方時，敵人又前增後追。我們找到一個貨郎讓貨郎領路，當夜從敵人意料不到的山口衝了出去。使我軍勝利進入陝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陝南境內庾家河激戰中，程子華同志負重傷，我頭部也負了重傷。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傷勢稍好以後，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鎮戰鬥中，天下著大雨，我正躺在床上，聽說前面打的不好，全軍有覆沒的危險。我當即讓四個人扯著推著爬到軍部指揮所山上，協同指揮部隊，打垮敵人的進攻，殲敵一個團又兩個營。
從省委書記徐寶珊到政委吳煥先同志，都信賴我在戰鬥中的指揮，戰鬥情況一緊張，他們都要我提方案。進入陝南這一路是如此，在陝南反“圍剿”作戰更是如此。例如在陝南第一次反“圍剿”時，得到情報：敵人“圍剿”的兵力計有東北軍八個師二十四個團，楊虎城四個旅十一個團，肖之楚一個師六個團，共計四十一個團。當時我軍只有兩個步兵團，一個手槍團。怎麼戰勝敵人呢，使大家苦費心機。省委會上，軍政委吳煥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個作戰計劃，大家再討論。當時我提出瞭如下的意見：敵我力量懸殊，正面硬打對我們是不利的。拚消耗，敵人可以十個拚我們一個，結果我們拚光，敵人還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採取先疲後打的方針。並具體地提出：敵動我先不動，部隊進行動員，準備草鞋、乾糧，待敵人兩路或三路接近時，我們向敵人空虛的地方突出去，把敵人甩在後頭，拖著轉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進，就打哪一路。求得將東北軍殲滅一兩個師，或者將楊虎城的部隊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