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餘各路敵人，紛紛後撤。第二天上午，省委書記沈澤民來了，見面後談話中，他對我說：“海東同志你在軍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為什麼政治上不進步？”我說不知表現在哪裡，他說幾次省委通知我參加會，我不到，這就是政治上不進步。我告訴他，不是不願參加會。每次開會，政委說他是省委委員，又是政委，他去了回來給我傳達。省委書記這才知道了真相。這次談話以後，省委書記見到鄂東北道委書記徐寶珊說：“寶珊，我不死，不準再有人說徐海東有問題，哪一個說他有問題，哪個就是反革命。”徐寶珊又證明說，他從1928年就知道我，是個好同志。他們兩個人對我從政治上肯定下來，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證。
我做副軍長兼師長期間，一直受打擊、排擠。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別的權利沒有。有一天，部隊兩頓飯沒吃，我決定給每個單位發一塊錢買南瓜吃，還差十三塊錢，我讓人到軍部經理處去支，他們說要有軍長、政委的信才給，我只好親自騎馬到軍部找到政委開條子。我深感我這個副軍長是有其名無其實，工作實在難做。但是經過思想鬥爭，我又想，為了革命事業，還是不計較這些吧。有時實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領導人吵鬧幾句。在一些小問題上，我儘量忍讓，但是遇到些重要的問題，我還是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譬如，從七里坪撤回以後，6月中旬，我軍在向皖西轉移的路上，給養十分困難。進到福田河一帶，軍部發出命令：過福田河以東籌糧不用調查，牛、羊、豬、雞都可以殺，改善部隊生活。接到這個命令，我十分生氣，這明明是不要群眾，不講政策。當即找來三個團長談話，囑咐他們絕對不能執行軍部的命令，特別是群眾的牛不能殺，我們紅軍是工農武裝，應該為群眾著想。中、貧農民有一條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殺了人家一條牛，就等於殺人全家。我們還是摘南瓜、葫蘆吃。這一路上，我帶的那個師，不但忍受飢餓，很好地維護了群眾紀律，而且跟在軍部後面，為了減少壞影響，還把軍部丟的牛皮、牛骨頭埋上。記得省委書記沈澤民同志落著淚對我說：“海東同志，要象你這樣的黨性，二十五軍不會這樣！”
過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區以後，病的更加厲害。每天發高燒，只好去住醫院。病還沒好，軍部從赤南派通訊員來到葛藤山醫院，說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馬上回軍部。當夜我回去以後，軍長吳煥先同志告訴我，敵情嚴重，部隊近來損失很大，決定全軍向鄂東轉移。
我們由皖西的西河出發，經牛頭山，決定由黃土崗附近過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擔架上，走在部隊的後面、後方人員的前面，由一個特務連掩護我。天剛拂曉，行至黃土崗，遭受到敵三十一師堵擊。聽到槍聲，我叫擔架停下，起來一看，已不知部隊去向，一打聽，軍部帶主力已經過了公路，我掉隊了。情況危急，當時我換乘騾子，帶特務連登上東面一架大山。估計這次突然遭遇，一定還會有掩護部隊和掉隊人員，遂令吹號聯絡。在此四處尋找，才集合了沒過路的六個連隊。敵人攻來時，我帶這六個連邊打邊撤，過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擺脫敵人的尾追之後，我又把一些掉隊的零星人員組織成一個連，再將挑子丟掉一些，挑夫也組織一個連。總共是八個連，分別組成了三個營，經過艱難的路程，最後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師。見到皖西道委書記郭述申同志，我把過路遇敵的情況說了一番，最後表示：我這個部隊，打回鄂東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經過商量，才決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師和我帶的那部分部隊，組織成紅二十八軍（我任軍長，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堅持皖西鬥爭半年之久。有時我帶一個師單獨活動，有時全軍一塊行動。從鬥爭中，擴大了部隊，先後打了好幾個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門口與敵獨立三十四旅遭遇，將敵擊潰，殲其先頭部隊一個團，俘虜千餘人；第二仗，是在狗雞嶺、雙河山之間殲滅敵四十五師一個多團，僅當場釋放的俘虜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敵獨五旅，殲敵兩個營（旅長負傷逃走，帶路的偽縣長被擊斃）；第四仗，在葛藤山殲滅敵五十四師兩個團大部，活捉敵五十四師代師長柳樹春。
透過這一系列勝利的戰鬥，開啟了皖西的局面。原來，皖西蘇區，被敵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狹小的地區，東西長不過二百里，南北寬不過五十里，最窄處只有十幾裡，經過半年鬥爭，又大大的恢復和發展起來。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使部隊穿上了冬衣，做了艱苦的群眾工作。我當時所主張的行動方針：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積極開展外線遊擊，尋機殲滅敵人；奪取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