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學校裡就出現了大字報，標題醒目地寫著：“揪出××內奸”！
哎呀呀！我們愛戴的班主任居然是個“內奸”？
原來，班主任在一次夜裡“看守”校長的時候，偷著對他講：“你有什麼要說的，我替你記下來，我相信終有一天你會還你清白的。你有什麼要辦的事，我偷偷給你去辦，你現在一定得要挺住……” 誰會想到隔牆有耳，這番話就被某人聽見了，這某人卻不像我們班主任那樣能“救人於危難之中”，而是偷偷報告了“工宣隊”。於是，一幫人“悄悄地進村，打槍地不要”。我們的班主任就這樣被抓了個“現行”。
班主任被抓起來以後，學校裡出現了針對她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並傳來訊息，說要召開她的批鬥大會，而這第一場批鬥會就是在她教過的班級，我們的班上舉行。
有那麼幾天，這批判稿讓我是憋來憋去，死活就是“憋”不出來。就在我正為這個難心事兒犯愁的時候，又傳來了一個震驚的訊息，嚇得我兩三個晚上都沒能睡好覺。天哪！我們的班主任竟跳了護城河，“畏罪自殺”啦！
據說，導致她自殺的原因，並非是“夜裡串通黑幫”的“內奸”罪名，而是在她的住處翻出來了一本“日記”。那上邊有一則是“極其反動”的，被人當作罪行公佈了出來，她寫道：“某年某月某日，陰，時有陣雨。
今天，我和很多的同志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活動。在人們的歡呼聲和擁擠中，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於是從我的兜裡掉出來四個字：魑——魅——魍——魎！”
我不認識這四個字，更弄不明白她寫這話是什麼意思，但大字報上說她是“惡毒之極！”如此看來，她是必須得去死的。
但是，她的“批鬥大會”照例還是要召開，在學校的那個破土臺子上，校長和另一個“黑幫分子”一左一右地扯著一張淺綠色的大字報紙，那上邊用毛筆畫了個渾身溼漉漉的女人，寫著的名字是“××”，並被打著黑叉子，這肯定就是我們的“班主任”了。人們衝著兩個“黑幫”之間的這張大字報紙喊口號、揮拳頭，表現得“義憤填膺”。因為那大字報紙上畫的這個“內奸”，甭管畫得像與不像，她的“罪惡”都是在其他“階級敵人”之上的。
我們班的學生各個張著大嘴，瞪著眼睛，大氣兒都不敢喘，非常嚴肅。嚴肅得讓那個叫什麼“向黨”的同學，趕上如此重要的活動場合，竟然沒了心思再去沏一壺紅糖水，竟然就放棄這麼好的一個和女生逗悶子的機會……
不知經過了多少年，我始終惦記著我們班主任那“悲壯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時的年齡還要大些，但卻沒有心境去評判，當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惡演繹的悲壯，還是悲壯演繹的罪惡？
我的六十年代，如煙靄，如虛幻。激昂之中埋著惶恐，熱烈之間藏著焦慮。但我總的說來還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斷的吐血和我們家不斷的動盪中。畢竟我們家還是完整的，畢竟親人們都還在，較那些被毀滅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絕路的人一定是強多了，譬如：我那“永遠的班主任”。
第四章“臥遊終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夢續西山
據說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觸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變你的生活、改變你的興趣甚至改變你的理念。
在我風華正茂的年代裡，我的確就遇到了這樣一個人，因此我是幸運的。即便這種接觸是很平常、很短暫，但對於我內心世界的影響之大，恐怕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可能會是終我一生的。這個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一時的心血來潮，開始對一門本已經是毫無血色生機的語言——“滿語”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這人有骨子邪勁兒，學什麼不見得能“成什麼”，但確實是學什麼就“像什麼”。於是，會幹活的就不如會吆喝的，我獨闢冷門，一夜之間成了個“能翻譯滿文的清史愛好者”。於是，就有特熱心的人，將我這“邪門歪道”介紹給了胡德平老師。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裝，一雙藍色的旅遊鞋，一副白色有機玻璃框的眼鏡（有一隻鏡腿兒是斷的，用白膠布纏著），一輛“二六”的鳳凰牌腳踏車。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語調緩慢，緩慢得甚至略帶點口吃，卻是說話深思熟慮。
這就是我初識的胡德平，地點是在香山的山間小路，時間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順著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後，我就註定與這片燕山山脈的支系，結下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