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給他使壞。把他的腳踏車帶給紮了或把氣門芯兒給拔了吧，我還真沒這個膽兒，說實話當時也不時興這麼幹，於是就偷著在教室外邊的牆上寫了四個字：“打——倒——向——黨！”因為這主兒的姓氏忒繁雜，就沒給它寫上去，所以看起來就有問題了，壞啦！成你媽“反動標語”啦！
幾個同學還挺有“政治敏銳性”，大聲喝問道：“這是誰寫的？！”
做了虧心事，專怕鬼叫門。我的臉嚇得煞白，心裡跟揣著兔子似的，那德行樣兒誰看了都得懷疑是我乾的。
就聽有人嚷：“是你寫的吧？啊！白明寫反動標語啦！”
我當時是眼睛發黑，嗓子眼兒發堵直想吐：“我……不是……啊……是我……不……是……”一句完整的人話都講不出來了。
同學把我們的班主任找了來，他們大聲地告狀，可真是得了便宜賣乖，玩兒了命的表現。
我們的班主任是位四十多歲的女人，滿臉嚴肅地看著我們，那幾個學生說：“老師，我們得向工宣隊報告呀！”
“去吧！”老師異常嚴肅地說。
幾個學生就飛也似的跑了，這邊的我已經嚇得快要“抽羊角風”了。
見四下裡沒人，老師迅速地掏出粉筆，模仿著我的字跡，故意歪歪扭扭地在“向——黨”的前邊加上了一個筆畫繁雜的“×”字，這句話就變成了“打——倒——×向——黨”！於是，誰都知道這就是我們班上的那位，專愛在女生面前掏襠騎車、自我感覺還特好的小二百五了。
“工宣隊”的人來了，班主任就搶先指著我鼻子罵：“白明，你也太不像話了，我昨天還看見你跟×向黨一塊玩呢，今天你就想打倒人家，你以為你有多了不起呀？好好地給我回去寫檢查！”然後又對那幾個學生說：“你們的革命警惕性是好的，但要分清什麼是反動標語，那是階級敵人才乾的壞事兒。”
“工宣隊”的人對那幾個字審視了一陣後，就揹著手走了，沒有任何的表態。這就讓我更“難受”，我覺得我怎麼快跟衚衕裡的那個“特務嫌疑”二餅差不多了，就從骨子裡覺著自己真成了個罪大惡極的“小反革命”。
其實我不知道，在我們班主任機敏的保護下，這事兒才沒鬧起來。
然而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從此以後，那紅小兵的門，基本上就是永遠地對我關上了。
永遠的班主任
再說說這位，幾乎是我“半個救命恩人”的班主任吧，她的名字恕我隱去，如果她能夠活到今天的話，想來已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
我敬佩她，不僅是因為她“救過我”，箇中另有一段故事，說來亦是驚心動魄，讓人蕩氣迴腸。
我所在的那家學校裡的校長，“文革”前就是一位特級教師，因為他忠實地執行了什麼“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老早就被打成了“黑幫分子”，關在學校後院兒的一個破棚子裡，在“工宣隊”的監視下，由學校裡的“革命師生”們輪流著日夜看守。
有一段時間，這位校長作為學校裡唯一“罪大惡極”的人，哪個班“高興”了，都可以把他拉出來批鬥。上午一場，下午一場，一三五排滿了，二四六也不能落空，那校長就“日理萬機”，就成了“腕兒”啦，不比現在的歌星輕省多少。一來二去的就把他給鬥疲沓了，批鬥會後，他居然能“點評”誰的批判稿寫得還湊合。
學生們呢，也把“批鬥會”正經當成個大事兒，至少當成了“朗誦會”，期盼著老師對自己“口才”的點評或誇獎。我得罪過的那位叫什麼“向黨”的小二百五，在這天還特意從家裡沏了一大壺的紅糖水，專門給他待見的那幾個小丫頭偷著逗兩口兒，可見大家的興奮程度。因此，這事兒就跟我們當年第一次參加春遊一樣，被牢記在了幼稚的腦海之中。
那位校長被“工宣隊”的人帶進來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就高聲地領著我們喊口號：“打倒×××！”“×××必須向革命小將低頭認罪！”……
接下來，由我們班主任帶頭，對校長進行口誅筆伐，很是過了把癮。最後“工宣隊”的人說：“你們班上從老師到學生，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這樣很好嘛，希望你們像偉大領袖教導我們的那樣‘不要吃老本兒，要再立新功’！”
就在我們大家準備著“再立新功”的時候，卻發生了件誰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的班主任突然地“失蹤”了。
起先是有兩個帶課老師，後來由“工宣隊”的人直接“教”我們，還時不時地“瞭解”一下我們原班主任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