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利普斯（Julius·E·Lips）說過的一段話：“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學家應在自己的領域中為促使各個民族和文化之間更好地瞭解而工作。我們從原始人那裡得來的遺產，是所有種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類學材料所揭示的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終將為世界大同的實現作出貢獻。人類文化的最早發明和賜予者不能用膚色、民族或宗教來區分——他們是無名的。但他們獻給人類的幸福，遠比許多現代政治家為多，”他說他寫《事物的起源》一書是為了“努力增加民族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合作。”為了這樣的目的，人類學家就必須避免或克服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因為有民族中心主義思想的人往往對自己民族的文化習俗不假思索地視為理所當然，把別的民族文化習俗視若“野蠻”、“殘酷”、“落後”等，其結果王方礙了正確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這種態度在人類學界被稱為“阻礙文化研究的態度”。《西行阿里》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作者具有十多年接受藏族文化薰染的獨特背景。十多年來，作者懷著一顆虔誠的心靈，幾乎走訪了西藏的所有角落，並把自己的“事業與生活、乃至友誼和愛情都附麗於”這片土地。透過十多年的目光注視、雙腳觸及、心靈感知，她瞭解了這片土地，理解了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從而“齊魯之邦的我”變成了“西藏高原的我”，使她能夠從主位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西藏文化。這就構成了《西行阿里》的重要特色，不但客觀公正，而且透過歌頌藏民族的一些優秀文化來觀照所謂“西方文明”的弊端，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近年來，國內藏學界似乎也有止個“阿里熱”。據我所知，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以及記者、畫家、攝影師等文化人都被“千山之巔、萬水之源”的阿里高原誘惑得如痴如醉。因此，每當提起阿里的歷史和文化，人們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感和神秘感。不約而同地把千里之外的阿里選作探險的目標，考察的園地。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闖入這片“未經現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後淨土。”因為當今世界現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衝擊著每一個角落，昔日讓旅行家和探險家感到驚訝、困惑、陌生的古老文化正在發生變遷，正在紛紛消失。美國古印第安人的文化，現在只能在博物館中或在電影電視中看到。當今世界，遙遠的島嶼和深山老林、荒野大漠都阻擋不住現代工業文化、商業文化的衝擊。同樣，古老而燦爛的阿里文化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再也不可能隱藏於千年冰雪和雲封霧鎖之中。我們的阿里之行親眼目睹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遷，雖然這種變化比內地仍顯緩慢，但我們已經感到。在獅泉河鎮這種感覺尤其強烈。無論是象雄文化還是古格文化在獅泉河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相反，商店、飯店、賓館、機關、影院、商人……等等使我們感到整個獅泉河鎮彷彿是近十年才突然降臨的“移入文化”。它與藏東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澤當，同屬於現代都市文化的產物。難怪作家扎西達娃感到“阿里存在的不現實”，“奇怪土著阿里人跑到哪裡去了”。在獅鎮大街上商販爭先恐後的叫賣聲中我們隱約看到了文化變遷引起的競爭、不安和緊張。阿里地區公路四通八達，公路沿線的農民牧民種植農作物、飼養牲畜不再僅供自己使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致力於賺錢的商品買賣；也不再追求自給自足，而是依賴市場上的購買。為此，他們也越來越重視貨幣的作用和資金的積累。普蘭縣科加村的巴桑家就是我們考察中最熟悉又是最典型的經商發家戶。當巴桑在科加寺神聖的大殿裡，加入祈禱的人群時，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手拿佛珠，身著紅色喇嘛衣服，口中唸唸有詞，並相信一切的利益都有限，一切都是命中註定，貪慾是邪念。但他回到家中後又是一個無情的商人。他認為在科加這樣的農村，不經商就發不了財，要發財就要懂買賣，買賣人之間講金錢，無人情可言。於是他變成了科加村裡適應文化變遷的成功者。他的家首先擁有了汽車，以車代步使巴桑的買賣越做越大，走出了普蘭，走出了阿里，跨過了國界。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傳統社會中輿論的力量，為了換取在科加社群內的聲譽和威望，他將所獲金錢的一部分捐贈給寺院；他自己也時常以每天僅一元錢的微薄工資為寺院服務，但無論如何巴桑已不是。恰守一日一餐、整日閉門修行、不聞不問窗外事的傳統苦行僧人。商業化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念，實利主義思想在他心中佔據了地位。他甚至把生意經唸到了我們的美國教授南希頭上，以每頂三十元的高價把兩頂手工製品的當地帽賣給了南希教授。他要價時那種鎮定自若、臉不紅心不跳的樣子，令我吃驚。
科加村到普蘭縣城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