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地區的發現和認識”。毫無疑問，作者這一開掘之舉是成功的。
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家關注人類社會文化者不在少數。因為文學原本就是人學。我國曆史上的文學巨匠通古今之變，究一代興亡者不乏其人。司馬遷、范曄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馬遷作《史記》的精神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使《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我看來，一部關注社會歷史文化的優秀文學作品，就像碩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條閃閃爍爍的光帶軌跡，引發出人們無窮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詢，其意義和價值不亞於一部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專著。恩格斯曾經說過，他從《人間喜劇》中學到的東西，超過了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的總和，可見該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所在。《西行阿里》雖不便與《史記》、《人間喜劇》等相提並論，但作者試圖從文化人類學的高度來探究阿里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代文化變遷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說中國文學史上曾有過從事“學者散文”的作家，那麼稱馬麗華為“人類學散文作家”也許確當。如果說《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陽》（詩集）是馬麗華接觸人類學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發，那麼《藏北遊歷》、《西行阿西》應該是她努力把個人的情感融注於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結晶。很顯然這中間馬麗華的感受世界出現了一個新的騰躍。文化人類學視角的確立對這一飛躍無疑產生了較大影響。
近三十年來，藏族的歷史文化引起了國內外的重視和關注，國際上掀起了“藏學熱”。研究藏族的論著如雨後春筍，盈千累萬，可謂碩果累累。其中有關來藏探險遊歷之類的著作頗多，對讀者影響甚廣。筆者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國講學時選讀了桑得伯克（Graham Samdberg）的《西藏的探險》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 Guibaut）的《西藏探險》等等。書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和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線索和資料，從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啟迪；但作為一個藏族讀者，我對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的不公正態度感到難以接受。他們總是帶著一副優等人的有色眼鏡觀察我們藏族的風土人情，在他們帶有偏見的筆下藏族文化除了離奇古怪，便是野蠻落後。對比之下，《西行阿里》雖出自於一位生長於黃海之濱的漢族作者之手，卻無一絲一毫的民族偏見。相反作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當。代文化人類學界有關文化模式、思維方式並無高下優劣之分的觀點“，認為”任何輕視和無視別一生存形態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為可貴的是作者為自己”可以在故鄉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稱道自己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這正是當代人類學家必備的基本態度。
在當代人類學家看來，世上的民族無論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沒有無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各自適應生存環境的行為、觀念、態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異，構成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對人類文化都作出過各自的貢獻。文化就本質上而言，並無高下、優劣之分。文明並非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民族的功勞，而是由許多民族共同創造。喝酥油茶與喝咖啡，吃生魚片與吃生牛肉，吃糌把與吃大米……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差別僅在於習俗不同。所謂文明與野蠻都是相對而言。所謂文明人有時候很野蠻，而所謂野蠻人有時候倒很文明。當今世界所謂“西方文明”社會中野蠻的行為也處處可見。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是自殺率和兇殺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暴力等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弊病。這些文明社會中的不文明行為在邊遠的民族和古老的社會中往往最少聽到。我們去年西行阿里一個多月，發現生活在雪山草原中的人們不知吸毒、賣淫、自殺為何物。由此可見所謂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非為某一國家、某一種族或某一民族所特有；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都存在於相對之中。在印度教徒看來美國人吃牛肉的習慣既原始、又令人作嘔。因為在他們的文化中，牛是神聖的動物，不能屠宰為食。同樣，其它民族的人在觀察藏族的習俗和觀念時，也覺得有些習俗稀奇古怪。但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對這些習俗和觀念的差異必須客觀地加以描述，並要求設身處地地研究這些問題，公正無私地進行考察。人類學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文化相對論。這種態度鼓勵人類相互理解。我非常讚賞德國著名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