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地堅持，死拉硬拽。在《儒經》這個大腦“傳統軟體”的頑固堅持之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大腦“硬體”事實上早就已經工作不正常了，中國人的大腦甚至從剛一生下來起就開始遭到“宕機”的厄運了；如此一來，中國人哪裡還能有任何變得“聰明”起來的希望可言呢？再說，中國歷史的（軟體）檢驗功能本身也早就失效了，中國的歷史本身就嚴重地缺乏思維的創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史，數字雖在不斷地增大，然而中國歷史卻永遠都只能照葫蘆畫瓢地重複地往下寫，歷史內容基本上就只有不斷的反覆，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創新的意義。
《易經》是嚴重傷害中國人大腦的“害經”（3）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體”不僅管用，而且還能不斷地進化，而中國人的大腦“軟體”不僅從很早以來就不頂用，而且還更頑固不化，死守傳統呢？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應該問一問自己，這究竟是“為什麼”嗎？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體”管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體”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順應自然”的啟動“軟體”——古希伯來《聖經》和古希臘《哲經》，從而一開始就啟動了西方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執行規律）的功能。
為什麼中國人的大腦“軟體”不管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體”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孔子及其儒家的“逆反自然”的非啟動“軟體”——《易經》（《周易》和《易傳》）和其他《儒經》，從而一開始就譭棄了中國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執行規律）的功能。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體”還能夠不斷地進化呢？那是因為“順應自然”本身就是“進化”的自身，所以西方人能夠自發地追求自身（大腦思維）的進步。
為什麼中國人的大腦“軟體”卻不可能進化呢？那是因為“逆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能進化”的自身，所以中國人完全處於反自然的盲目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自身（大腦思維）應有的進步。
現在要問，為什麼說《易經》“逆反自然”並“譭棄”自然的“邏輯”（大腦執行規律）呢？到了這裡，我們可以說才是真正進入了本文的核心，而前面則是不能不做的鋪墊。
最基本的自然邏輯就是形式邏輯，而形式邏輯首先必須服從如下的三條最基本的（自然）邏輯規律：
一，（演繹）概念命名的“同一律”；
二，經驗（歸納）判斷的“相對律”，過去又稱“矛盾律”；
三，綜合推理的“充足理由律”，過去又稱“排中律”。
先談“同一律”。在客觀物件與主觀觀念之間必須滿足一一對稱的先驗條件，或先決條件。說得具體一點，任何客觀物件在主觀觀念之中，只能有一個（供演繹運用而命名的）名稱、符號、數字或概念與之對應。這實際上是人類運用語言、文字進行思考、交流的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是第一自然邏輯規律。沒有這個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第一自然邏輯規律，人類將不僅不可能進行正常的思考，更不可能進行正常的語言、文字交流。
《周易》顯然破壞了這個規律。伏羲的八卦（畫）或六十四卦（畫）本身就是主觀觀念中的抽象（圖形）符號，而並不是自然客觀物件。當週文王用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等名稱（同樣是符號）來命名八卦（畫）以及六十四卦（畫）（符號），而且還更又賦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客觀物件）具象名稱（仍是符號）之時，事實上他不僅在主觀觀念命名的符號上重重複復，雜沓混亂，而且還更混淆了主觀觀念符號與自然客觀物件，例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名稱原本相對於自然物件的客觀意義。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是誘使人們不再去關心思考客觀自然本身，或甚至還更隔絕於客觀自然本身，僅僅只糾纏於主觀觀念的符號之中而去自我導演著某種永遠的觀念迷魂陣。《周易》事實上就是這樣一種永遠（觀念）的“迷魂陣”。具體言之，周文王完全放棄了客觀物件與主觀觀念的一一對稱，然而卻更“畫蛇添足”地構造了一個主觀觀念內部的某種符號與其他符號之間的一一偽對稱，從而完全拋開了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自然“邏輯”的第一前提、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破壞了第一規律的“同一律”。這恰恰就是《周易》為什麼只能用來占卜、算命，而根本不可能用來進行任何哲學思考（首先是演繹），而且就是強調“不佔”也依然不可能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