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納粹黨當局的挑釁行動越來越多，但是仍然沒有爆發革命的跡象，不論這一革命是共產黨的革命還是社會黨的革命。到2 月初時，希特勒政府已經取締了共產黨的集會，封閉了共產黨的報紙。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不是被禁止舉行，就是受到了衝鋒隊打手的搗亂阻撓。
社會黨的一些主要報紙一次又一次不斷被勒令暫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黨也沒有逃脫納粹恐怖。天主教工會領袖施特格瓦爾德想要在一次集會上講話，遭到了褐衫隊員的毆打。在另外一次集會上，衝鋒隊員打傷了好幾個人，勃魯寧不得不要求警察保護。在競選運動中總＇191＇ 共有51名反納粹分子被謀殺，納粹黨方面聲稱他們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魯士內政部長一職的重要性現在開始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義上的上級普魯士總理巴本的約束，解除了普魯士的好幾百名共和派官員的職務，而代之以納粹黨人，其中大部分是衝鋒隊長和黨衛隊長。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同衝鋒隊、黨衛隊、鋼盔隊為難，但是在另一方面卻要無情對付那些“敵視國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並且警告說，違令者將受到懲處。這等於公開號召佔德國2/3 面積的一邦（普魯士）的警察開槍打一切反對希特勒的人。為了保證無情地完成這項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輔助警察部隊，總共5 萬人，其中4 萬人來自衝鋒隊和黨衛隊，1 萬人來自鋼盔隊。因此，普魯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納粹黨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沒有頭腦的德國人才會向這種“警察”要求保護，抵禦納粹恐怖分子。
但是，儘管這種種恐怖，戈培爾、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林什維克革命”卻沒有“爆發出來”。要是挑釁的辦法不能奏效，難道不能用捏造的辦法嗎？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產黨在柏林的辦事處卡爾·李卜克內西大廈。共產黨領袖在幾個星期以前已經放棄這個地方了，他們有些人已轉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國。但是地下室裡還有成堆的宣傳小冊子，這就足夠讓戈林在一份官方公報中宣稱，搜獲的“檔案”表明共產黨要發動一場革命。但是公眾的反應，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應，是持懷疑的態度。看來很明顯，在3 月5 日舉行選舉之前，必須找到一些更加聳人聽聞的東西來驚動一下公眾。
國會縱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國4 個最有權勢的人分聚在柏林兩處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進入的貴族俱樂部裡，副總理馮·巴本在款待總統馮·興登堡。在郊外戈培爾的家中，總理希特勒來吃便飯。據戈培爾的記載，他們當時沒有談公事，只是聽聽音樂，聊聊天。“突然，”他後來在日記中說，“漢夫施丹格爾博士來了電話：“國會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說假話，所以連提也沒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貴族俱樂部進餐的人距離國會卻只有一個拐角。
突然［後來巴本寫道］我們看到窗外有一道紅光，並且聽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個僕人匆匆到我身邊低聲說：“國會起火了！”，我馬上轉告總統。他站了起來。我們從視窗可以看到國會的圓尖頂，彷彿被探照燈照亮了一般。隔一會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團濃煙，使你瞧不清輪廓。副總理用自己的汽車把老總統送回家以後就匆匆趕到起火的國會。與此同時，戈培爾（根據他的日記）對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的“假話”又想了一想，覺得有點不妙，打了幾個電話以後知道，國會的確起火了。在幾秒鐘之內，他和元首就“以1 小時60英里的速度從夏洛登堡公路馳赴犯罪地點”。
他們一到火災地點就馬上宣稱，這是一件罪行，這是一件共產黨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們早到了那裡，頭上冒汗，嘴裡喘氣，興奮得有點失常。據巴本後來說，戈林還賭咒發誓他說“這是共產黨反對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對新任的秘密警察頭子魯道夫·狄爾斯大聲說：“共產黨的革命開始了！我們1 分鐘也不能坐待。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付他們。共產黨幹部一經查獲，當場格殺勿論。今天晚上就把共產黨議員統統吊死。”國會縱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許永遠不能見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幾乎都已死絕了，大多數是在事後幾個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紐倫堡審訊的時候，這個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雖然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相當沒有疑問地確定，佈置縱火以圖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納粹黨人自己。
在戈林的國會議長府下面，有一條地下暖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