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他透過關係，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託公司500萬元的投資，然後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10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後，熱浪終於席捲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 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 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閒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
《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併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制裡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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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聚義
1988年我受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下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體改辦主任遲福林當所長，我做常務副所長。我當時檔案在北京，人調到海南。開辦之初，海南省委給了我們5萬塊錢、一輛車、一臺電腦，我們就靠這些辦一個副局級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還給了我們1萬臺彩電的批文，讓我們用倒批文的錢作為開辦經費。這樣我們必須有個公司，用批文掙到錢給我們做研究。於是改革發展研究所的業務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經營，一部分辦雜誌。我負責招人、組織研究隊伍並管理《新世紀》雜誌，另一個人負責經營，招來的人裡就有潘石屹。經營部門在倒批文的過程中還乾點別的生意，比如潘石屹開了一家磚廠，還做會計培訓，以至於我一直以為他是學會計的，其實不是。我當時提出，選人必須選跨兩個專業以上的，單一專業背景的人知識面和能力比較狹隘，不大有發展。王啟富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後來到中國政法大學讀的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畢業、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專業研究生。我是在中央黨校第一次見到易小迪的，他帶著女朋友一起過來，聊過以後他就去了我們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
王功權是吉林工業大學管理系的學生，也是學生會幹部，畢業後分配到省委宣傳部，是宣傳部培養的年輕後備幹部。他內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剛出生一個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顧老婆生孩子的機會偷跑到海南，在從廣州到海南的大巴車上認識了劉軍。
劉軍是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的，16歲上大學，分配在成都一個國營企業，聽說海南有機會，沒跟單位打招呼就跑到廣州。在廣州開往海南的汽車上，他和功權聊了一路。當時他們約定，到了海南誰先找到工作，誰就來“救”另一個人。功權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