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誕生。每逢生日，4月28日，我都深深感謝父母，那一天，被慶祝的不應該是被生者，而是應該感謝孕育生命並撫育生命的父母。假如我將來有了孩子，他或她一定也會為我祝福的。這是我理解的生命的邏輯、生命的倫理。
本書從我的降生談起，依次描寫了我從幼年到現在的全部生活。調皮的我，當“童工”的我，與黑道談判的我，從事長跑的我，來華留學的我，在中國成長和發展的我……我在“非典”高峰時到達北京，我的第一天是怎麼過的？我是怎麼學了中文這一最難掌握的古老語言的？我在北京是怎樣生活的？我是如何看待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我如何評價中國教育現狀？我跟中國年輕人如何交流感情、碰撞思想？汶川地震後我做了什麼？奧運期間我是怎樣度過的，有哪些特別的經歷和感觸？我和中日領導人有哪些接觸？我如何分析崛起中的中國現狀，如何預測其前景？“觀察中國，反觀日本”是我在中國扮演觀察者過程中奉行的座右銘。那麼，我如何反觀祖國的內政和外交？在中國，我有沒有獲得對日本有用的新的發現和啟示？中國人和日本人有沒有可能超越歷史，和諧共處？
這些問題，在書中都有或深或淺的表達。我的經歷也許並沒有那麼跌宕起伏，但也絕非平淡無奇；我的觀點也許並非那麼無懈可擊，但卻十分真誠。希望大家把這看作一個正直的日本青年心聲的傾訴，表達的是一個目前仍生活在中國的日本80後的真實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其中有深深的中國經歷在起作用。
加藤嘉一2010年3月5日寫於北京某角落
引子（1）
1月21日晚上11點，剛剛下飛機，從廣州回到了北京。全身都疲倦，剛上了計程車，手機響了，“這麼晚，誰打電話來了，真不禮貌……”對方號碼好像是亂碼，應該是從海外打來的。唉聲嘆氣，勉強去接，“Hello……”
“是嘉一嗎？”一聽就明白，嚇了一跳，居然是我母親打來的。
“噢，媽媽，你怎麼了？怎麼這麼晚打電話？”
母親說：“剛才我打了你手機好多次，但一直關機，終於打通了。”
“噢，對不起，我剛下飛機呢。”
我很少跟母親通電話，我們母子之間一向有著心靈相通的默契，除非有什麼急事或大事，我們一般是不通電話的。有個說法叫做“There is no news， it is a good news（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母親這麼晚打電話來，肯定是出了什麼事情。我在一瞬間調整狀態，做好心理準備，安靜地跟母親說：
“媽媽，出了什麼事嗎？你的聲音好累啊，沒事吧？”
“嘉一……爸爸生病了。”
“什麼？他得了什麼病？上次不是說他腸胃不好，醫生說要吃藥嗎？”
“嗯，我本也以為是腸胃出了點小毛病而已。後來醫生說……”
母親的聲音發抖，我能感覺到她已經流了眼淚，很想去擁抱她。
“媽媽，你彆著急，慢點說，父親得了什麼病？”
“胰腺癌，他得的是胰腺的癌症。”
“……”
“嘉一？你在麼？嘉一……？”
“嗯，我在。媽媽，爸爸得的病是癌症，胰腺癌，是麼……有沒有可能醫生搞錯了呢？”
“是我親自去醫院打聽的。醫生說，癌細胞已經轉移了……轉移到其他內臟了，動不了手術，已經晚了……”
我曾經查過，胰腺癌是所有癌症裡面最“麻煩”而難以治療的。胰臟位於胃的後面，即使一個患者那裡得了癌症，也是不容易發現的。當被醫生髮現的時候，往往都處於“轉移”的狀態，而“轉移”對治療癌症來說意味著“致命”——不轉移難以被發現，被發現已造成轉移，這是胰腺癌的矛盾，醫學界至今還沒找到克服的良策。
幾秒鐘內想了這麼多，腦海一下子變成了空白，忽然間聽到了母親的叫聲。
“嘉一，你聽到麼？25日下午5點鐘，擔當的醫生說必須讓我們所有家人過來，聽他親自解釋爸爸的病狀以及今後治療的方法。我說了長子在國外，恐怕無法回來。但醫生說，必須所有人參加，說這是規定。嘉一，你說呢？你能回來嗎？”
我端正姿勢，腦子裡立刻過了一遍接下來幾天的日程安排，有許多重要的事情，但再重要，也沒有比父親的病狀更重要的事情啊。我跟母親說：
“媽媽，我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