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種樹一樣，只管栽培灌溉，別在枝芽時想幹葉，想花想果實。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讀書不能明怎麼辦？
答：你這是隻在文義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還不如舊時學問，那些註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們雖解得明白，卻終身無所得。「今文經學家、道學家為官者多“左”，古文經學家、樸學家為官者多貪。戴震臨死時說漢學不養心。」須從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黨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道明，是一體的不是兩套事，這是為學頭腦處。
一學生問：朱子說“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這話對麼？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不免為二。
另一學生問：既然心即理，為什麼還有為善為不善的？
答：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陸澄問陸九淵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的說法對不對？
答：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都是人情，小至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生死，都是事變。事變也只在人情裡。關鍵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關鍵在慎獨。
陸澄和其他同學請先生總結性講講為學工夫。王長篇大論了一番：
“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慾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枯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則無任何間歇時了，像趕走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心雜念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這就是文革歲月中的整天鬥私批修，靈魂深處暴發革命」就像貓捉老鼠一樣，一眼看著，一耳聽著，一有念頭萌發，就立即剋制掉，斬釘截鐵，不可姑息容它半點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了無私可克，自然從容正派。雖說良知何思何慮，但不是初學時的事情。初學時必須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才可以說何思何慮。”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義，正氣不足，心有虧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麼可怕的？
另一個學生說：正直之鬼，不須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其實是好人碰見壞人怎麼辦的問題」
王說：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這自然近似禪門的點化法了：不是幡動，不是心動，只是仁者心動。《聊齋志異》寫一老魅纏一寡婦，忽一日說，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婦說何不去引誘，老魅說其心太正勾引不動。寡婦大怒，難道老孃心不正。正氣激盪，老魅逍遁，且不復再來。可作陽明這心正邪不侵說之“談助”。
陽明說：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嘗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癢，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自家須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謂方便法門，就是自家調停斟酌。 他當年在龍場給諸生立“教條”時，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泊奔逸，何處是個頭。
他說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們擇善棄惡，立志是個由知善走向行善的過程。
他說：“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孫文學說》全書共分“知行總論”、“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強調：心，是“萬事之本原”。結論是：“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
孫文受陽明的影響渠道甚多，晚清以來陽明學大盛是個總背景，他到日本之後反受日人影響，又主動學其明治維新的經驗，自然學得一個“活”陽明在。若陽明活到晚清則自然是個孫文也。
真正的內因在於：凡革命家必然是心學家。而且亂世出心學，無可依傍時則必然“唯心”唯意志矣。而且中國的思想家，凡主張隻手打天下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