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說：單是溫涼之節、奉養之宜，一日倆日即可講完，用不著做學問。唯有在為老人保溫涼時還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關鍵，若只是在外觀儀式上得當，那不是成了表演了麼？即便是做得無可挑剔，也只是扮戲子而已。
徐愛深深的明白了：關鍵要以愛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為什麼孔子還那麼講究禮？心既然本來是至善的，為什麼還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於至善呢？
王說：禮就是理。循禮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慾的功夫。心，是一個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夾雜了人慾的心是人心。程子說，人心即人慾，道心即天理。因習染深重，必須存天理去人慾。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為什麼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讓人到達至善之境呢？－－徐愛又進一步問。
王說：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於其親，那麼孝之理是在我心呢，還是在親人身上呢？若在親人身上，那麼親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沒有孝之理了？再如見孺子入井心生惻隱，理在我心還是在孩子身上。萬事都是這個道理。
朱子的問題主要是牽和附會。他將心與理分為二，然後再去合，有困勉初學者打掉自以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沒個下手處，倒做了。所謂“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而知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君自然知忠，見孺子落井自然惻隱，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著說：身之主宰是心，心產生意，意的本質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所以關鍵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無障礙，得以充分發揮，也就是意誠－－“勝私復理”。
－－林彪要全國人民“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從這個車轍上、河床裡跑出來的。
王陽明“原則上”讚揚秦始皇的焚書之舉，他做的不對的是出於私心，又不該燒《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經叛理的邪說，都統統禁燬了，倒正符合孔子刪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筆削《春秋》就是筆其舊、削其繁；孔子於《詩》《書》《禮》《樂》何嘗添過一句話？只是刪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亂天下。春秋以後，繁文日盛天下日亂－－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樣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誕邪說便漸漸自廢了「譬如說像明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那樣」。 後來，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論，以徹底重建儒家德育為首的教育方針。他痛恨孔孟之後，聖學晦而邪說橫，他們竊取近似聖學的話頭裝扮成先王之學，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馬列主義的假馬列主義」，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用獵取聲利之術來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被“霸術”深深遮蔽。後世儒者想用訓詁考證“追憶”恢復聖學，卻讓人入了百戲之場，看見的是各種讓人精神恍惚的雜耍。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於是出現這個意義上的“知識越多越反動”：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見聞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 飾其偽也。”「《傳習錄》中」
王還絕對是真誠的為了讓人人都成為君子，讓國家成為君子國，為了正人心、美風俗。他認為繁文就是精神汙染，有《六經》就夠了，註解經的傳疏都是多餘的。
徐愛說，許多經沒有傳疏就難明瞭，《春秋》若無《左傳》就難知道原委。
陽明說，《春秋》若須《左傳》的解釋才能明白，那《春秋》經就成了歇後謎語了。孔子又何必刪削它？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再說那個過程。聖人述《六經》只為正人心，為了存天理、去人慾。對於那些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奇_…_書*…*網…QＩＳuu。ｃＯm，又怎肯詳細廣而告之，那便是助長暴亂引導奸邪了－－就犯了導向錯誤。孔門家法是不講齊桓、晉文之事，抹去那種歷史。後儒只講得一個“霸術”，所以要研究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這與德國人佔領法國不讓他們講法語，蘇聯佔了捷克不讓他們講本國的歷史並不相同。只是與文革大破四舊，燒燬一切非毛澤東的著作相類似。這是一種道德至上的反智論，旨在建立“帝國與教士一致的政府”。這種政府顯然是最危險的政府，法國大革命時驗證過一次，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又驗證過一次。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