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的沉浮，從一開始，真正的導演就是上層的這種權力鬥爭。平定江西后，張、楊同具揭帖，桂個人單具揭帖一致反對陽明入閣。陽明赴廣西，楊與桂謀，他勢必成功回京，張璁、黃綰還得推薦他入閣。於是讓他巡撫兩廣，把他鉚死在那裡。有時加官是帶鎖。黃綰、方獻夫等王門學生的存在也是他們必打掉陽明的動力。一查禁王學，他們就在皇帝面前成了偽學之士。否了陽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學說，否了他的學說，才能掃除列於宮廷的這些張狂的傢伙。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遊，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內容還是那一套，什麼擅離職守，事不師古，言不稱師，立異為高，非議朱子，偽造朱子晚年定論，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彌甚。但平叛捕盜，功有足錄。宜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則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將桂萼等人奏本下轉各部，命廷臣會議該定何罪。此時黃綰等陽明的學生被排擠到南京或說不上話，望風承旨的眾臣自然以皇帝和閣臣的意見為意見，最後的結果就是：奪伯爵，禁邪說。事實上等於想將陽明的事功、學說都一掃光。
孫中山死後有副對聯，大意是：舉國哀痛，舉國憤恨，若分清哀痛和憤恨是些什麼人，便愈見先生偉大； 畢生功業，畢生學說，若分功業與學說是兩件事，便非我黨精神。
庶幾可移贈陽明乎？
２． 悟透之後須物化
陽明走的問心無愧，他已經將各種問題都處理停當，暫時不會有任何變亂髮生。他覺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兩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義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長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無治人，則百姓倒黴，國家生事，他們風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斷誰是人才誰是庸才，他們的良知哪裡去了呢？怎麼才能給予他們良知呢？
陽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學說別無良策。他又報病給山陰的學生寫了信。對龍山中天閣的講會能堅持下來表示欣慰。他大概預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這種有組織的講會了。一種思想不是它一產生，只要正確就能光照人間，還必須靠學生去廣泛傳播，必須有穩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於天下。悟透之後須物化。他能運用的方式就是講學、辦書院，改造舊書院。別看他嘴上說他的學說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但他還是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遺餘力講學、辦學。《明史》卷２３１載：在王陽明的帶動下，正德、嘉靖之際，“縉紳之士、遺佚諸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連淡泊的湛甘泉還走到哪裡都大建書院以祀他的老師陳獻章呢，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江門之學的影響，以補救白沙學門孤行獨詣、其傳不遠的遺憾。這也表明建書院已成“形勢”。
客觀的說，起腳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發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然而連孔子都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制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系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儘管有權能夠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那是量的問題，不決定事情的本質。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祖國各地的學生奇Qisuu書網，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不可能參加科舉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周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仁、黃宏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１２００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建立的“母雞工廠”，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學派領袖多從此“黃埔”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