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難言。用他在正德十六年紀念岳父的祭文中的話說：人生“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銻者，何可勝道？．．．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以後可愕可可悲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何可勝道耶？
現場情況永遠是複雜的，在專制的單行道上，你不撞他他撞你。不當官，不一定一身輕。明朝的官場有特點，明朝的文人有唳氣。如果說，宋朝以收斂個性為主，那明朝以擴張個性為主。有所謂誰也不怕誰那麼一股勁。無事生非以顯示自己，以高尚的名義打擊異己，等等，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王華死後，陽明哀毀過分，有人彈劾王華生前曾收賄賂－－他主動交出來就正證明他收了；他是被迫退休的，不能按大臣的待遇追祀。陽明不得不起而抗疏。還有許多打上門來的事情，真是消極的找清淨是找不到的。鬥爭哲學的產生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
朝中已有推薦他的聲音，他是乎不動心。幾次推薦也都沒有成功。好在他他現在的中心工作是推廣他的學說。要想真三不朽，還得看“立言”這一路。
正印證了陽明的說法，燭光不盡在上面，到處都有光。陽明的光更應該普照民間，而不應該去擠廟堂那個窄門坎。
２．講會傳主義
嘉靖四年九月，他回了老家餘姚，建立了一個制度，就是在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初一」望「十五」初八二十三為期，聚會講論。他寫了一個“學規”《中天閣勉諸生》，親書於中天閣牆壁上，告誡同盟勿一曝十寒，要堅持月月講、日日講，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逐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這種講會制度，在陽明死後，蔚為大觀。各地的王門學生，以這種形式光大王學，有了半宗教儀式、或宗教會社的特點。
這個中天閣後廢為庵。清乾隆年間改建為龍山書院。後又不斷重修。現為文獻館，收藏著陽明的家書等文物。閣的下方有餘姚四先賢－－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的古裡碑亭。在陽明的碑亭石柱上是乾隆年間餘姚知縣的題聯：“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接瑞雲”，亭額是：“真三不朽”。陽明當年若滿足作一個龍泉詩社的詩人，他這一生也就白活了。
在陽明未死前，即嘉靖五年，劉邦採在安福首創惜陰會。陽明為之作《惜陰說》。這個惜陰會每隔一個月聚會五日。次年，陽明出山去解決廣西民變，路過江西吉安，寄信安福的同志，說當時怕成虛語，現在聽說遠近來與會者竟有百數，可見良知之同然。他用程明道的話勉勵同志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不夠一年天氣，遠近聞風而至者已經百數，爾後日益發展，等到嘉靖十三年，鄒守益、劉邦採等等在惜陰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復古、連山、復真書院，並訂立了平時的四鄉會章程，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 用《年譜》的話說：“ 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為之倡也。”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不但是後來復社之類黨社活動的雛型，也是中國政黨的本土原型。
這個“光”可不是燭光了。
還是嘉靖四年，陽明的學生在越城區之西郭門內、光相橋東建立了陽明書院。十二年後，加上了“陽明先生祠”的內容。因為陽明死後，依然有許多學生來居，依依不忍去，於是身為巡按御史的周汝員便給同學建立這個居住地，供人們永久瞻仰先生的無量功德。
３．左右逢源，方是良知用事
錢德洪、王畿鄉試中了舉，但沒有進京參加會試，坐船回到了山陰， 陽明非常高興，讓他倆當助教，凡初入門者，都讓他倆引導，等志定有入，有了基礎之後，才正式接見。每臨坐，先焚香默坐，無語，找感覺，然後讓學生試舉，立即予以針對性極強的點撥。大凡是灌輸一種哲學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無限的意義。但是絕不酸，不作傻詩人模樣，毋寧說象“老吏斷獄”，一個有變必應的儒俠。現存他的語錄大多是關於具體生活問題的表態。驗證道行的高深與否，不在談玄，而在具體世事面前通不通。
一個學生問：“我只是於事上不能了。”陽明說：“以不了了之良知。 ”學生一時難解，但也沒想好，不敢再問。陽明接著說：“所謂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汝今所謂了事，蓋以前程事為念，雖雲了身上事，其實有居產業之思在，此是欲了家事也。若是單單隻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於了心事者，果然難得。若知了心事，則身家之事一齊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