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把這個出發點“挪”過來，挪到能動的人本主義立場上來，只有這種“本體論差異”－－本體的挪移，才生髮新的視界－－在心學這裡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陽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啟來佈道，他是不滿那個時代的精神狀況而想出來的“因病發藥”的藥方。儘管他最怕“因藥發病”－－像以往的知識體系一樣再成為良知的蔽障，但他還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這副靈丹妙藥照樣也滋生了“藥源性的疾病”－－－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點決定的，在劫難逃。
４．良知應世：無可無不可
語言有種叫做“兩不性”的苦惱。人生中有一種叫做“兩難”的困境。中國智慧之要著是孔夫子標舉的無可無不可，真正的無可無不可依靠自己的內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東西都無法逃脫自稱為某種東西而又無力成為該東西的矛盾。所以，真能從心眼裡做到“兩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說的多麼玄，它必須讓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個實用的種族當中被使用，事實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總算有了作用。這個作用便是一個學說或一個思想體系的意義和價值了。嗚呼……
陽明的良知不是一個研究綱領，是一個以人為出發點和目的的構造綱領。它想根本改變人與世界的關係，透過提高人的精神能力來改變整個感官環境、改變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儘管事實上只能改變面對問題的態度，這也算從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中“撈”回了一點人性，近乎於審美法的撈回。－－中國的儒、釋、道都是“感性學”，它們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學法門。它們之間的本體論差異差不多類似於那種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論爭。都想把美學變成價值學。陽明的變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動性和成就感－－把生活變成一種人在提高自身的創化的過程－－沒有這種提高，人生便喪失了一切意義與價值。這是高貴的精神勝利法。
這種玄學要不能變成一種生活觀念，凡人們還是感覺不到它。當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時，差不多就成了阿Ｑ式的轉敗為勝的自欺法了。
陽明是一直主張在事兒上練的。儘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還是事情嚴峻時更見工夫。大事來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聖旨：
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
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應該如此。陽明的良知告訴他也當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開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曠世奇才，早就盼望著這一天，包括前些時受窩囊氣，能忍下來，也是想到朝廷終要啟用他－－他說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時能忍下來，在激動興奮時能平靜下來。他果然做到了這一點，而且眼下看來也算忍對了。但是，朝廷已經相當成熟了，不會讓“異類”混進來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陽明這樣的奇才很難加進去－－但是一旦進去了，他也完全能夠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這種素質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遠追求那個“恰到好處”。
他的良知能夠求全而不覺得委屈，還能在應付各種問題時動機純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與宦官奸黨周旋的確驗證了這一點。他一點也不書生意氣實足，又絕對不失書生本色。他是個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絕對不是一個市儈政客－－他因此而加不進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純從政治角度說，他也相當了不起。假若他要當了首輔，至少會成為一代名相，明代會中興，如果他能說服皇帝搞好國際貿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維新”就早在中國發生了－－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個感興趣的假設，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真正的問題在於專制政體不會用這種“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這是一個鐵則，專制社會從本質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視個性呀自由呀這類天賦人權為天敵，誰骨子裡都有專橫，王陽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論上包含著超越這種可以歸結為道德範疇的東西，「如他曾說“善惡只是一物”“善惡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驗性有大於道德的內涵。」卻被他自身的道德悶死了。這是比他沒當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
他走到錢塘，出現了比聖旨大的命令－－閣臣楊一清等人指使言官上書製造輿論，什麼國喪期間不宜行宴賞呀，新政期間國事太忙呀，純粹是製造出來的理由－－魯迅管這種搗鬼術叫“打渾”－－張煌了不主要之點而陰暗地達到另外的目的。這種輿論是人造的，對於更有力量的人來說，它屁用沒有－－譬如戴銑、包括陽明他們攻劉瑾，反而讓劉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