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沒有確實抓著。他懷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臆想天開的東西來故意標新立異。王說，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聖學，遂與經書相驗看，結果不但與經典和合，還正得聖人本意。比如說，《大學》講〃止於至善〃，明德，親民，其實，只要能盡其心之本體，就自然能做到這些。常說君子小人，其實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不能誠意。一部《大學》反覆講修身工夫只是誠意，修齊治平的起點是修身。格物致知的關鍵在於能否意無所欺，心無所放，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陽明深情的說：〃人之心體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隨其情之所發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隨物順應的人，幾乎沒有罷。”
席書這次多少有點〃入〃，約略知道王先生這套新說的份量了。王的《五經臆說》算是給這位提學大人備課用了。這是出乎王意料之外的，他們本意是安頓自己，後來有學生來問業，自然免不了摳課本，王自然〃一以貫之〃地用自己的臆說去點化他們。沒想到〃擒賊擒王〃給學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課。素質決定發展，積累和準備領取機遇。
席書也不是頭腦簡單之輩，不可能輕於去就。他還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進士，比王早九年登臺。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聲。如弘治十六年，雲南連明帶夜的地震，這是老天爺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儘管翫忽，還是怕老天爺。就派遣官員去雲南考查，結果是要罷免三百多名監司以下的人員，以謝天威。席書上書說：雲南只不過是四肢，應該治朝廷這個本。朝中，大內供應數倍於往年，冗官數千，冒牌的校尉數萬，天天到寺院道觀去作佛事法事，浪費無算，織造頻繁，賞賜過度，皇親奪民田，大量增加宦官並增派到各地，大臣賢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貶官不平反，文武官員中活躍的是那些〃傳奉官〃，名器大濫。〃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證老天不再發怒？這些見解，與陽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試山東時說的話如出一轍。
親不親風格分。陽明潛心修道，比席進步快，現在雖然席官階高，但覺悟比王低，他能夠屈身向王討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礎是〃緣〃。他的努力是〃增上緣〃。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終於，席書豁然大悟，說：〃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沒必要辨析再糾纏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瞭。〃
他是個敢做敢為說幹就幹的人，他回到貴陽，與按察副使毛應奎一起修復貴陽文明書院，正式禮聘王主持書院。席率領全體生員，向王行拜師大禮。年長於王，官高於王，終生以師禮待王。了不起。
陽明這條被迫的〃潛龍〃開始露頭了。他一生都品嚐著〃學〃的這種實用的甜頭。後來，在嘉靖朝席書以〃大禮〃得貴，力薦陽明入閣。他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以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儘管他舉薦沒有成功，但他這幾句話確實說得既公平又動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沒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實根本無法領會陽明的新教旨的真實含義，也無法領會席書何以感動到親自下拜為徒的地步。
就紙面的情況而言，陽明指責的是科場中的理學，而理學的本是專講自身修養的內聖之學。宋初元氣淋漓的諸位大儒以先天下憂樂的承當精神開創了道學政事合為一事的新局面，若說，中國有過什麼〃內聖外王〃一體化的好時期，那就是他們那一時期。什麼〃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們的共識。宋學的精神實質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其根據地則在書院。朱陸共鳴時期，外王的風頭已減，但內聖之勁頭正健。理學又稱作性理之學或性命之學，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並強呼叫紮紮實實的修養功夫，在日用中不斷克盡人慾，體察天理，變化氣質，化血氣為義理。而且朱子也說過〃理具於心〃之類的話。
但都不夠了，因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為〃現成思路〃〃現成詞語〃，便成了套話空話現成話，便成了人皆可說而並不做的〃說教〃，哄老實人還可以，是絕對不能滿足充滿躁動
的〃戾氣〃的明代士夫們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體文化思想水平，個性氣質可以說空前的高……至少陽明這一路的人覺得他們那一套玩不轉了，需要再〃翻〃一個身了。
人類思想史的演進都是如此，中國還算新陳代謝得最慢的國度。在中國儒學又是最慢的。因為儒家話語與大一統政權息息相關，極不利於形成個性化的學派。儒學的生存與發展是靠政權的維持與推動，儘管幾次大的轉變是由新的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