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大事業。他是個不甘庸碌爭分奪秒建立功業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個可以靠一篇文章驟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黴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異象，如地震，日蝕，水旱等等就下詔讓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議。董仲舒嚇唬皇帝的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的學說到這時才形式上當了真。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的開頭就先對皇上“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表示感動，因為皇帝這樣做是以天下為重的最有誠意的表現。當然也有把皇帝當順毛驢來撫摸的意思。下面的內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徵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這些與時俱滅的話頭，不必詳加評說。倒可以作為了解王的“時代背景”來細看，自然也顯示了王的政治藝術。“邊務”是最讓皇帝頭痛的事情，不僅顯示出皇權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國低能的本質。陽明就從邊務不振乃內務腐敗這個關係展開他的宏論：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主要指內官）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狂；進言者，謂之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援而不自覺。
這種議論可謂代代有人拼著老命都在講，歷代變法家，改革家都這樣提出問題，說明這是頑症，是體制性結構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實難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後也這樣提出問題。
官場官場，官已成了“場”，所謂“場”是說在其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在結構和功能上都是同源關係。早就有人說過：中國的官場，只有人事的變化而無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殺百官，打掉了貪賄風、官僚氣，也同樣〃沮抑了正大剛直之氣〃。官場中也有因因循誤事落職的，但總體上還是因循最安全，遂成為不言之教。陽明想讓皇帝把邊務危機變成“改轅易轍之機”“痛革蔽源”，是個聰明的建議。但遇上劉備是個好主意，預上劉禪便是一篇廢話。
弘治皇帝不算壞，但也不是什麼有作為的主兒。再說越是根本性的問題越難以改變。陽明拿出八條措施，都是切實可行的高招兒。其基本“藝術”原則就是“轉化”：順勢御馬，讓藥物的力道推動原肌體向好的方向運轉。他前一年學的《孫子兵法》都用上了。
這時他已意識到人們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見，不去做的原因卻每個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盤。最常見的就是拉客觀：“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馳廢，一至於此。”他希望皇帝將他的八項建議交兵部審議，“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盡智的建白成為虛文，還真瞭解行情。已不再勤於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這篇新進士的大作，本身就是問題。皇帝有無足夠的耐心和體力看或聽完他這六千餘字的高論，也是個實際問題。到目前為止，看到關於這篇《邊務疏》效果的評論就是湛若水的《陽明先生墓誌銘》中這樣幾個字：“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
自然，他白乾的事情比他沒白乾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個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無李白式的華而不實；也不像李夢陽，唐伯虎那麼賴兮兮的不著邊際。當然，也沒有進步到康有為，譚嗣同那樣出手就與現行的行政機制不能合轍。在這點上他是個明白的現實主義者，切合實際的合理主義者。對政治這一經，他很“入”。既無書生之天真，更無學究之迂腐，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是個天生的政治家。兵學給了他實用智慧。
他“觀政”觀得很地道。初登政壇的人，均須學“規矩”，學聖賢書之外的“不成文法”，學一種摸不著看不見又確實存在或者說尤其存在的“道道”。官場學是中國所有學問中最“值錢”的學問。學不好它，即是廢物，哪怕你學富五車；學好了它，哪怕你目不識丁，也是能員幹才。若除去宦官這特種官，明代的情況還算好的，基本上以科舉正途出身的文官為主。但這也只是使官場學的起點和檔次顯得高而險而已。這是一種對官場遊戲規則的實戰性把握，是實踐性很強的規則不確定的“學科”。可以言傳的是“掌故”，不可言傳的是各種“故事”中包含的意味，把握它要靠“悟”。陽明自然是悟性極高的天才。
他在一篇與政治沒什麼關係的序文中坦白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基本態度：既不能“喪性”，也不能“失天”。儘管孔夫子罕言“性”與“天”，但每一個人都揹著這個“二元論”。王陽明的“心學”打通了這個二元論是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