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底片。
照相底片當然可以整卷儲存，但是要從數以百計的膠捲中找需用的底片，極不方便。我把照相底片剪成四至五張一段，像插郵票那樣插在集郵本里。我在集郵冊封面上寫了拍攝年月以及內容提要，再在每頁上註明拍攝內容。這樣，我按照相片的拍攝年月可以找到哪一本集郵冊，再從每頁上註明的內容找到底片。所以，用集郵冊儲存底片，可以說是我的一項“發明”。
不過，郵票是柔軟的紙，集郵冊上的尼龍紙插袋的兩頭不封口，也不會掉出來。照相底片則不然，只有尼龍紙插袋的兩頭封口，才能“老老實實”呆在裡面。
往日，我去美國，總要帶二、三十個膠捲，往往還不夠用。長期積累了大量的膠片，放進一本本集郵冊之中，總算在我的書房裡有了“立足之地”。
除了大量的底片之外，還有數量更加龐大的照片。大批的照相簿，像一本本特大的書，安放在我的玻璃書櫥裡。照相簿的“書脊”上，貼著標籤，寫明這本照相簿的內容，便於尋找。
自從有了數碼相機，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深感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的莫大方便。從此我再也不必儲存那麼多煩人的底片，也不必買集郵冊了。我只消買行動硬碟以及光碟就行了。
我還花費時間，把大批用膠片拍攝的照片數碼化——用掃描器掃描，後來用數碼相機翻拍。如今，我的照片總數多達15萬張，達200多G！然而，一個只有半導體收音機那麼大的500G行動硬碟，就能把我的15萬張數碼照片以及所有文稿、數碼錄音、數碼錄影，統統裝進去，還綽綽有餘！
很多朋友很驚訝，我的書房裡的“攝影倉庫”裡，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照片？其實，充其量，我只是“好攝之徒”——攝影的業餘愛好者而已。
我與攝影結緣，最初由於我在北京大學學的是光譜分析專業，經常進出於暗室沖洗光譜片，使我熟悉了黑白膠片的洗印技術；後來，在電影製片廠幹了十八年編導，耳濡目染於攝影藝術的氛圍之中。我最初的攝影作品，無非是兩大類：一是為採訪物件拍攝人物照片，作為我的文字作品的“插圖”；二是拍攝了“到此一遊”式的旅遊照，作個紀念而已。隨著我的紀實文學創作的深入，漸漸地，我以紀實文學作家的目光觀察社會，拍攝了一系列紀實風格的攝影作品，姑且稱之為“紀實攝影”。 txt小說上傳分享
數以萬計的照片（2）
紀實攝影與新聞攝影相近，但是不像新聞攝影那樣強調新聞性。在我看來，紀實攝影的關鍵，在於作者敏銳的目光和特殊的視角，捕捉到“人人眼中有、個個筆下無”的鏡頭。
比如，在越南首都河內的一家大型商場，我見到一個櫃檯上並排插著越南、美國、法國三國國旗，便端起了照相機。營業員見到我連這樣的旗幟也要拍攝，在一旁笑了，我把笑嘻嘻的她也攝入了鏡頭。顯然，營業員以及來來往往於商場的顧客對這三面旗幟已經熟視無睹，然而在我看來，這三面國旗能夠並排插在一起，卻深刻地反映了越南的巨大變化：在二十世紀，越南先與法國、後與美國，各進行了一場為期八年的反殖民、反侵略戰爭。那時候，越南與法國、美國是交戰國，是敵國。自從1986年越共“六大”實行“革新開放”路線以來，越南開啟國門，法國、美國的商品和資本湧入越南，這才在河內的商場裡出現法國巴黎香水和美國電器，出現越南、美國、法國三國國旗並列於櫃檯的場面。
在越南芒街，當我見到“友誼商場”裡掛著毛澤東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時，正要拍攝，一個小女孩跑了過來，高舉左臂，在照片前做了個“V”的手勢。這幀照片有了小女孩的“自動”加入而變得非常生動。用胡志明主席的話來說，中國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然而，在1979年中越之間卻發生了那場本來不該發生的戰爭。好在不愉快的一幕已經過去，小女孩這“V”的手勢清楚地表明，如今中國和越南依然是“同志加兄弟”。
在美國發生舉世震驚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人們紛紛逃離紐約之際，我卻從上海飛往紐約進行採訪。我除了寫出五十萬字的紀實長篇《受傷的美國》之外，也拍攝了許多照片，包括慘不忍睹的世界貿易中心大廈廢墟、哀悼的人群等等。我忽然注意到街頭的公用電話，把鏡頭推近，拍攝了上面的“9·11”——在美國每一部公用電話上，都印著報警電話號碼“9·11”。恐怖分子正是選擇了“9·11”，發動了“9·11”事件。我也拍攝了紐約洛克菲勒廣場上迎風飄揚的幾十面星條旗，拍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