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員關鋒。那天，由於我的朋友的幫助，向來拒採訪者於門外的他終於接受我的採訪。他說：“這幾年來 ，今天我是第一次談‘*’，恐怕也是最後一次談‘*’。”我拿出了錄音機。起初，他不同意錄音，那口氣非常堅決，不容商議。我再三解釋，用作資料，錄音比筆記更準確。他終於破天荒地允許我錄音。他口述了關於毛澤東、關於*的許多極為重要的回憶，我慶幸把他的談話全部錄音。
也有人堅決不同意錄音。比如，我採訪毛遠新，採訪“中央*”小組成員戚本禹，由於對方一再反對錄音，我只能尊重當事人的意見，沒有錄音。
與他們的態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小組成員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採訪王力時，我把錄音機拿出來，放在他面前，問他可不可以錄音。王力對著我的錄音機說：“我歷來不怕錄音。錄音比筆記可靠。我對我講每一句話負責。”正因為王力“不怕錄音”，所以我在前後八年時間裡多次採訪王力，留下了很多盒採訪錄音帶。王力還跟我說，*中央文獻研究室也曾找過他，他們在訪問王力時居然沒有錄音，只作簡單的記錄。王力說，我很贊成你的工作方法，錄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陳越香。這些錄音磁帶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越來越珍貴。比如，在2006年，“獨臂英雄”丁曉兵的名字傳遍華夏大地。《人民日報》以顯著地位報道丁曉兵的感人事蹟。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播》中，連續多日播出介紹丁曉兵的新聞紀錄片。丁曉兵的事蹟，感動中國。人們把他的名字，與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人民的好乾部孔繁森、農村黨支部的帶頭人郭秀明、李連成、黨的好乾部任長霞相提並論，稱頌他是新時代的新英雄。他當選“2006感動中國十大傑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當他二十出頭，名字叫丁小兵的時候，我採訪了他，為他寫了報告文學《可敬的小兵》，發表在《新觀察》雜誌上。2005年6月5日，丁曉兵帶全家來上海看我，我送給他二十年前的採訪錄音帶，他非常高興，想不到二十年前的錄音帶還在，說這是“寶貴的禮物”。
又如，陳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稱為“章羅聯盟”的“聯絡員”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這位被“冷落”的歷史老人。陳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時詳細地向我訴說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屬的信，才知道他已經離開人世。家屬聽說我在採訪時錄了音，問我錄音帶還在不？我複製了那四盒錄音帶，託人帶往北京。家屬聽了，說這是陳新桂留在世上的惟一錄音帶，內中所談的情況，連家屬也不大知道——因為他在家中不願談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珍愛那四盒記錄陳新桂最後心聲的錄音帶，說是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的錄音機升級為數碼錄音機，錄音可以輸入電腦，可以刻成光碟，不論是搜尋還是儲存，都要方便多了。然而，我卻面臨著一項迫切而繁重的任務，即把那麼多的採訪錄音帶轉換為數碼，輸入電腦。因為磁帶會發黴，會失效，必須轉換成數碼才能永久儲存。然而，一盤錄音帶的轉換時間就是一個小時，一千多盤磁帶就是一千多小時！這工作量是何等的巨大。
我曾開玩笑地說，當我到了跑不動的年齡，光是坐在書房裡整理這批錄音帶，也可以出一套“口述歷史叢書”，起碼可以出幾百萬字。
除了錄音帶之外，我還儲存著各電視臺拍攝我的電視專訪的錄影帶。由於錄影帶的數量畢竟有限，我利用一個春節長假，自己動手，把錄影帶全部轉換成數碼錄影，輸入電腦，並刻成DVD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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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萬計的照片（1）
在超級市場，我一下子買了20本集郵冊，售貨員以為我一定是一個“集郵大腕”。固然，我從小就喜歡集郵，收藏了許多郵票，可是這一回我買那麼多集郵冊，卻不是用來放郵票。
我這一回為什麼買那麼多集郵冊呢？因為我對集郵冊頗有“研究”：通常的集郵冊，那一條條橫放著的透明的尼龍紙插袋，兩頭是開放的，便於放進或者取出郵票，很難得，在這家超級市場，我見到尼龍紙插袋的兩頭是封閉的，所以一下子買了一批。
我如此講究集郵冊上的尼龍紙插袋是否封口，是因為我另有用途：用來插照相底片！
就像在沒有使用電腦之前，我不得不儲存一大堆手稿；
在沒有使用數碼錄音機之前，我不得不儲存一大堆錄音帶；
在沒有使用數碼相機之前，我不得不儲存一大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