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緊向朝廷催促原定二百萬兩官款的落實，一方面給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寫信，因他明白，節外生出華俄道勝這一枝，完全是翁同龢的主意。對於盛宣懷牽頭辦銀行，翁氏嘴上不說不支援，卻背地把資金分流掉，叫你辦也難。
他在信中對張蔭桓說：“俄行已入官股五百萬，而中國銀行轉無官款，不足取信，為外人笑，一經洋商之謠言傾軋，必致眾商裹足。”他又強調，向政府借這二百萬不是作為股份投入銀行，而是按照過去辦輪船招商局的辦法，將此款“存放該銀行，按年認繳息銀五厘，不計盈虧，六年為限，限滿或分年提還，或仍接存。”這種辦法“有利無害，而外人知有官款在內，足以取信，可與中俄（道勝銀行）爭衡”，而且，如無官股，不足以號召各省匯票。張蔭桓將盛氏的意見轉達戶部及朝廷，這幫昏人無以對答。
就在這關鍵時刻，官場上又有人提出對他的彈劾，說他攬銀行、輪船、電報等大權於一身，全為圖謀私利等等。這下可把盛宣懷給氣火了，心想這些傢伙不幹正事罷了，專門幹給人潑髒水的營生。他接連兩次向北洋大臣王文韶（甲午戰敗以後李鴻章的接班人，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提出辭職：“似此糊塗世界，何以尚想做事·！”準備“挈全眷而返”，“舉親耕讀，從此再不與人言家國事！”王文韶為官，以圓滑著稱。他當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