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證據了。事實上，一場巨大的危機僅僅在約一年後就出現了，但古斯塔夫松所尋求的是另一種不同的危機，即文職領導和軍隊領導間的“軍民危機”，而不是正在出現的黨內派系危機。“一致論”本來應該將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戈爾巴喬夫對黨的意識形態的修正上來，因為這預示著黨及其政權正面臨著一場立法危機。
儘管“一致論”對軍隊職業化的作用估計不足，但它卻很好地解釋了黨與軍隊關係的實質。國防部雖然對裁減軍隊非常不滿，但對此做法還是不情願地認可了，同時在政治上積極同黨內保守派領導聯合起來反對改革。像黨內一樣，軍隊內部也分裂了，一部分軍官反對戈爾巴喬夫，另一部分軍官則傾向於支援他。
尋找“衝突論”和“控制論”錯誤根源的另一條重要途徑是檢視它們的理論根基。兩者的理論根據都是塞繆爾亨廷頓關於軍民關係的理論，尤其是其軍隊職業化的理論。“衝突論”和“控制論”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由亨廷頓的理論本身造成的，而在於它們不加區別地將這種理論應用於蘇聯的情況。蘇軍只是部分適合亨廷頓關於“職業化”的三個標準。正像他指出的那樣：“職業作為一種專門的使命具有三個突出特徵，即專門技能、責任心和團結性。”蘇軍的團結性自不待言，其專門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儘管在阿富汗戰爭中蘇軍的技能顯得要遜色得多。蘇軍在道德上的責任心則是另一回事。在亨廷頓看來，軍隊的職業責任心是對國家這一“社會”的，而不是隻對某個階級或只對革命的。對社會來說，“軍官只負責軍事安全而不考慮其他目標”。
從本質上說蘇軍顯然不符合上述定義。亨廷頓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他關於軍隊職業化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是不相符合的。儘管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沒有錯，但他忽略了列寧和蘇聯軍事理論家們關於此問題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的重要論述。列寧發展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將國家從克勞塞維茨的“神聖的三位一體”中去掉，而代之以國際工人階級，將戰爭從國家間的現象變為階級間的現象。蘇軍在道德上的責任，就是幫助實現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國家，保衛蘇聯社會僅僅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手段。直到1930年代末，當斯大林宣佈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勝利時，紅軍才對整個蘇聯社會負責。而在此之前，蘇聯紅軍只是在國內幫助實現集體化和進行其他方面的針對“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正像我們常常看到的那樣，蘇聯的統治和擴張這種意識形態基礎在蘇聯軍官，尤其是上層軍官中是根深蒂固的。這不由使人想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對沙赫納扎羅夫說過的一句話，實現“國際社會主義”是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為什麼要承受經濟負擔、從蘇聯購買大批武器裝備的原因。波諾馬廖夫在與契爾尼亞耶夫辯論時對軍事力量在“和平共處”中起重要作用的理解，說明了黨的領導人是以這種思想來理解黨與軍隊的關係的。戈爾巴喬夫認為他必須大刀闊斧地修改關於戰爭和國際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以及軍隊一時難以接受這些修正，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上述的情況。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道德上對軍官和黨員提出的標準是革命活動的成功，而不是像資產階級道德提出的那樣，去維護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的安全。列寧從根本上修正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他認為：戰爭不是政治的繼續；政治是透過階級鬥爭進行戰爭。而紅軍的組織體系就是不明確區分黨與軍的界限。
如此看來，蘇聯的情況不僅明顯越出了亨廷頓關於軍隊職業化的定義，而且也越出了他關於軍民關係的理論。在西方所有關於蘇聯這方面的理論中，只有黨與軍隊關係的“一致論”考慮到了上述的這些因素。
要使蘇軍摒棄蘇共意識形態基礎，真正走上由國家掌控的道路，必須將黨與軍隊的關係分開。但戈爾巴喬夫並未實現這一目標，僅僅是做了一些表面工作。事實證明，總政治部是黨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許多軍事軍官，特別是那些諸兵種合成部隊指揮官，既反對戈爾巴喬夫只是改革總政治部的企圖，也不支援年輕的改革派軍官徹底廢除總政治部的要求。即便在蘇聯解體後，總政治部的政治機關依然在新的名義下作為國家機構保留了下來。
西方對蘇聯黨與軍隊關係的認識是膚淺的，這是導致對戈爾巴喬夫政權產生嚴重誤解的一個原因。由黨與軍隊危機導致的軍事政變從來不是嚴重的危險，嚴重的危險來自軍隊支援的反對戈爾巴喬夫的黨內集團。這種情況在蘇共第二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差一點發生。然而當葉利欽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