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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理論解釋分別被稱為“衝突論”“控制論”和“一致論”，分別由羅曼科爾科維茲、蒂莫西科爾頓和筆者本人提出。這三種理論儘管還有與現實不符的地方，但事實證明基本上是正確的，尤其是第三種理論。其他許多學者提出的理論大致上是這三種理論的變種。
科爾科維茲“衝突論”的前提是蘇軍的職業化要求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水火不容。共產黨對軍隊現代化程度的要求越高，它就必須滿足軍隊職業化所需的更高的自主要求，其最終結果是軍隊日益擴大的職業化自主要求派生出了與此相適應的政治上的自主要求，這便是蘇聯政治體系下制度多元化的萌芽。這種黨與軍隊關係的理論與研究蘇聯政治的西方學者的一些不成熟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認為意識形態的作用正在減弱，蘇聯制度正處在向多元化過渡的初級階段。科爾科維茲的著作是在1960年代末期完成的，此後的事實表明，這樣的過渡並未發生。不僅如此，此後的20年中，我們很難找到黨與軍隊衝突的證據，在軍事政策上黨內派系鬥爭的證據倒是隨處可見。
1973年，筆者對科爾科維茲的理論進行了批評，強調指出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同蘇聯軍隊自己的戰爭哲學是一致的，列寧主義的政黨同蘇聯現代職業軍官隊伍的社會精神氣質也是一致的。大量證據證明筆者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並不是所有證據都表明了這一點。沙波什尼科夫提供的證據有力地證明，蘇軍技術密集型軍種的職業化要求確實沖淡了黨的意識形態對軍官的束縛。此外，他還講述了親自經歷的事例，即從專業要求角度選拔的空軍高階指揮官被“中央委員會行政機關部”武斷地否決了。這樣，筆者不得不承認自己低估了軍隊職業化要求同軍內黨的機關之間開始出現的衝突。這些衝突是客觀存在的，1980年代尤其如此，正像幾位蘇聯軍官（例如前面已介紹過的波德澤盧克上校）證實的那樣。政治機關確實損害了部隊的戰鬥力，他們組織的活動與軍人的職業無關，耗費了官兵們大量的時間。但這種混亂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遭到侵蝕和黨內腐敗——按照沙波什尼科夫的說法是“虛偽”——造成的結果，而不是黨的意識形態本身所固有的。受到壓制的對總政治部和黨的敵對情緒固然存在，但對黨表示無限忠誠的也大有人在，這在地面部隊的軍官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科爾科維茲關於黨與軍隊衝突的理論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並不能完全解釋軍隊與黨在政策上的分歧。科爾科維茲曾預言，在蘇聯政治體制中，制度上的多元化將很快出現，這一預言在1970年代曾得到一大批學者的支援，但最終並未變成現實。蘇聯制度並未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而是經歷了官僚主義的停滯、腐敗和蛻化的過程。
科爾頓的“控制論”因為走了一條謹慎的中間道路，可能更符合蘇聯複雜的政治現實，因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科爾頓認為科爾科維茲關於黨與軍隊歷來衝突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對這一問題從另一個角度進行了解釋。黨為了避免與軍隊的衝突，把最好的資源分配給了軍隊。按照他的理論邏輯，如果現實不是這樣的話，“軍民關係”就會出現危機。戈爾巴喬夫的政策自然使這一假設有了驗證的機會。軍隊雖然不喜歡戈爾巴喬夫的政策，但並未像科爾頓預測的那樣起來反抗。然而，從1990年開始，塞恩古斯塔夫松認為科爾頓的理論是對蘇聯“軍民”關係最好的解釋。
古斯塔夫松的分析和科爾頓的理論有兩個基本缺陷。首先，問題不在於“軍與民”的關係，而在於“黨與軍”的關係。科爾科維茲的前提或許是錯的，但他在這一點上沒有搞混。其次，古斯塔夫松認識到科爾頓的理論期待著蘇聯黨與軍隊之間出現政治危機，但他並未找到明顯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他提出蘇聯軍民關係中存在著一個“新的機制”，正是這一機制避免了“控制論”邏輯所預言的即將到來的危機。如果他使用“一致論”的話，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缺少這樣一種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