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還是一個奇怪的三位一體。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戰爭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敵愾心，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衝動；二、蓋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動，它們使戰爭成為一種自由的精神活動；三、作為政治工具的從屬性，戰爭因此屬於純粹的理性行為。這三個方面中的第一個方面主要同人民有關；第二個方面主要同統帥和他的軍隊有關；第三個方面主要同政府有關。”換句話說，克勞塞維茨的“三位一體”包括：①“民族”（19世紀的歐洲人通常這樣稱呼自己）的民眾情緒；②籠罩戰場上軍隊的“戰爭迷霧”（即偶然性和蓋然性，不過克勞塞維茨的這一概念更為人所知）；③政府（即他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內閣和總參謀部”）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強行把戰爭合理化的努力。民族為戰鬥提供了心理能量；戰爭是武裝衝突的物質環境，它表明戰爭的能動性，並不為克勞塞維茨在當代的弟子亨利德約米尼試圖設計的那些簡單的機械性的規律所左右。內閣和總參謀部透過對“以戰爭達到政治目的”進行戰略指導，並強行賦予民眾情緒以目的性與合理性。談到模糊性，克勞塞維茨用“霧”來比喻。從現代氣象學的角度來看，它意味著蓋然性理論——而非牛頓的力學定律——是理解指揮員在戰場上面臨什麼情況的一個恰當的概念。克勞塞維茨求助於數學上的蓋然性這一概念（“偶然性和蓋然性的活動”），才使他與其同時代的其他軍事理論家區別開來。像土木工程師那樣運用幾何學與固體力學定律是不能打勝仗的。打仗需要如預計天氣一樣預測其對自己所做之事將會有什麼有利的或不利的影響，然後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這種情況靠推理可以得到部分解釋，也多少受人的判斷的影響，但仍充滿偶然性和突發性。
根據列寧的觀點，一切政治都是階級鬥爭和革命的大戰場。這種戰爭十分混亂，往往難以預料，還會出現挫折，但它是在可為人們理解的科學程式指導下運轉的。這種程式不像歐幾里得的幾何定律或是牛頓的力學定律那樣簡單，它更類似於一大堆看上去雜亂無章，但依靠統計學基本可為人所理解的事件，人們依靠科學理論與分析，透過合理的行為去左右它們。
列寧從克勞塞維茨的著作中發現一種把領導的作用同政治鬥爭的眾多難以駕馭的力量相結合的理論。這些力量有其內在的邏輯，馬克思對歷史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揭示了這種邏輯，但它不是工程原理那樣簡單的力學定律，它還包含著雜亂的可變因素以及人的抉擇。然而，人們如果掌握了這些力量的一般規律，就可以採取合理的行動，取得預想的效果。列寧認識到，克勞塞維茨儘管沒有馬克思的科學洞察力，但他有豐富的經驗，有冷靜的觀察，再加上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因此他的理論仍然頗有建樹。
對克勞塞維茨的“三位一體”論稍加改動就能適用於列寧關於戰爭和政治的理論。列寧關於布林什維克黨的領導作用的思想同克勞塞維茨關於合理使用軍事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提法不謀而合。革命政黨對工人階級運動實施明智的領導，這種領導的基礎是它對馬克思科學歷史觀的理解，是對政治上自由意志的機敏運用。馬克思預見到，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打贏一場消滅一切戰爭的戰爭），就必須擁有這種意志。當然，列寧對政治的看法與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迷霧”（“偶然性和蓋然性的活動”）的認識相吻合。克勞塞維茨曾含蓄地批評了約米尼和其他一些同時代軍事理論家思想中強烈的機械論色彩，而列寧在發表於1920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對純粹以機械論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提出尖銳批評。“三位一體”中最令人質疑的看來是“人民”，因為克勞塞維茨沒有把人民分成階級。但這沒有難倒列寧。在克勞塞維茨生活的時代，現代概念上的國家形式正在歐洲成熟，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交戰雙方是國家，不能指望他認識到階級間進行的“超國家”的戰爭很快將超越國家之間進行的“國際”戰爭。列寧只是把“人民”換成“階級”，把“政府”換成“政黨”，就把“三位一體”論套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依此不難解釋列寧在取得俄國政權後採取的行動——他也提出了“三位一體”：①宣傳鼓動國際工人階級（相當於克勞塞維茨的“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敵愾心”）；②承認階級衝突的風雲變幻（相當於“偶然性和蓋然性的活動”）；在全世界建立在莫斯科領導下的共產黨，以便領導國際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相當於“作為政治工具的從屬性”）。
鑑於戰爭的理論與革命的理論如此絕妙的重合，蘇聯軍事理論界神化克勞塞維茨就不足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