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是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驟與準備；五是實施路徑；六是人力資源。
現在來看王安石變法，他太急於求成了，太理想主義了，太相信他在一個縣裡的成功的改革實驗可以推之於全國了。很倒黴的是，他又碰上變法那些年自然災害頻繁嚴重。再說人力資源，王的學生，繼承人都被列入《宋史》的奸臣傳。變法所用的官吏，大多隻管自己的政績而不得變法的真意。比如增加利息比率，在荒災之年強迫富人為窮人擔保，致使有產者皆破產。亂世時富人往往先受災，因為窮人往往無東西可以榨取。史書中記錄了許多官擾民的事例。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是一年一考，這一制度也是促使官吏只顧政績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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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你的猜測很有意義。司馬光與其說他“保守”，不如說他是反對太過激烈的改革。希望你的猜測以後能夠得到確實的史料證明。
照你剛才所講，難道宋代的思想家（如司馬光之類）就已經想到了這一層，已經想到了過於激進的改革的害處？還是，他們只是更樸素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比如，不擾民，不與民爭利。是否又可以說，20世紀知識分子的激進思維，在一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一方面是要改，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有私心，為自己求取功名，就不管不顧現實，走極端。現當代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也是贊同改革的，但他們又思量，如此長存的傳統難道都不值一文嗎？即使鼎新除弊也有個速度快慢問題，急於求成，往往適得其反。
仔細分析宋當時的處境，身處與遼金夏的關係當中，國家存在邊患，希望有維持國家安寧的力量，必須有財富的支援。但是，當時的自然經濟條件又決定了財富的生產是有限的，的確可說“不在民即在官”。回頭來理解王安石變法，前提上，我們要承認變法的基本指向是有價值的。
李：也就是他具有政治善意和明確的目標，可是我所說的改革成功的六個條件也就是這個他具備。變法和保守之爭，從最初的政治理念之爭到最後淪落到利益之爭，真是特別可惜。司馬光和王安石這樣偉大的人格卻被濫用了。
劉：我希望能將討論從表象進一步推入實質層面。
再說司馬光，這樣一個高水平有識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當他後來又有了權力，面對十七年變法積累下來的好的傳統時，卻可以不管不顧，甚至處罰保守派中支援保留變法好的內容的人士，堅決地把所有變法成果都撤銷呢？為什麼，恰恰在在位者身上總出現這樣的問題？比如，蘇軾之類保守派，他們沒有登上權位，就可以看到變法傳統中好的因素，並且支援保留下來。
李：司馬光離開朝廷後，隱居洛陽寫《資治通鑑》。回開封看見國庫充盈而民眾流離失所，再加上《流民圖》事件。這些事件對司馬光的刺激可能非常之大。
神宗死，司馬光回洛陽被民眾攔阻的經歷，很有可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請想想看，在首都街頭，被數百人攔在路上，要求他留下來救救百姓。像司馬光這樣富有道義感的政治家，自然而然地就會將這一切與變法聯絡起來。
這些事情加起來對司馬光的刺激很大。他在變法十七年中反對變法的史料，我們找不出來。雖然他被人推出來作為反對變法的大旗，事實上卻沒有實際行動。可是我們可以想像，他心裡是非常痛苦的。他給王安石的三封信寫得相當客氣，而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卻很刻薄。對這些事例做一個人之常情的推斷，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司馬光會全部斷然否定變法傳統了。
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7）
還有一個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司馬光那麼急著改，用一年半的事件就把十七年的改革都廢除了：那時他已經沒有能力和時間來考慮周全了。司馬光回開封時已經六十五歲，一年後他就去世了。
劉：可是他之後還是有保守派在臺上啊。王安石不也是這樣一種“時不我待”？
似乎總是沒有辦法繼承一種制度一種傳統中值得保留下來的部分。中國就是少有這種保守（也就是繼承，並非指具體的哪種思想）的傳統，信奉“不破不立”。
李：開國之初，除舊佈新還是很容易的。因為那時正是大破大立的當口，而且領袖人物一般都有足夠的威望與能力。同時，還沒有過多的包袱而造成的積重難返，沒有太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發展到中途再來改，難度可就大了去了。
劉：對。一個朝代被推翻，它就確實有很多“舊”東西壞到不能不改了。
雖然表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