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逞荼浯�邢呂吹慕峁�環垂�矗�1127年又成為整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對以後的歷史事件產生作用。這樣用1127年來串聯，我希望從觀念層面把我想表達的東西，也就是政治傳統、政治體制和國家機制是怎樣積澱起來的，它又是怎樣決定宋朝命運的這一問題表達清楚。
最後，這樣的書名和寫作切入點，可以看出我對黃仁宇的學習。也算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致敬。
劉：在我看來，有些歷史年份的確是歷史的玄機所在。比如1587年（萬曆十五年，它離明朝滅亡還很遠）；又比如1793年馬嘎爾尼來華髮生的禮儀之爭（那時離1911年清帝國覆滅也還很遠）；再如1936年。這些年份都是玄機之年，後來發生的惡果就是在這一年開始埋下了。
然而你的1127年已經是一個結果，其起因卻是宋太祖時代就種下的。這樣我明白了，你的1127年基本上是沒有玄機之考慮的。
第三個問題。這個問題在目前學界有爭議的，而你卻是在書中有定論的，就是關於宋朝的“積貧積弱”是從何時開始的。一種觀點認為從太祖就開始了，正因為如此才有王安石變法試圖改變這種狀態，而神宗皇帝支援變法是試圖獲得對外的政績。這也正是你書中所說的觀點。另一種則認為從太祖到神宗的一百年左右，國家在財富的積累上還是有成就的，到了神宗英宗以後，特別是宣仁太后垂簾之後，才開始了“積貧積弱”的過程。因為你已經有了答案的，在這裡你能否對第二種觀點做直接的批評和反駁？
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5）
李：我從涉及宋代財政的各種史料（《兩宋財政史》《宋史·食貨志》，以及《中國通史》中的《宋代經濟史》部分）得出了一些資料。考慮到虛報產值、高估冒算的因素，權衡下來能夠接受的說法是，宋代平均每年大概有六千二百萬到六千八百萬緡錢的財政收入。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明朝的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它的一個零頭，三四百萬兩白銀；清也不過四到五千萬兩，到了晚清，因為海關收入的增加，才有九千萬左右。這些資料不一定很準確，但應該差不了太多。宋代可說是賦稅最沉重的一個朝代。然而，雖有這樣高的財政收入，從仁宗晚年開始，收支不平衡就開始出現了。神宗接手的事實上是一個爛攤子，當時春季祭天大典在即，他卻面臨發不出“年終獎金”的尷尬。由此才引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
為什麼國家財政會如此收支不平衡呢？國家財政的支出主要就是三大塊，一是軍隊的費用，二是文官的費用，三是皇家的費用。後面兩個因素先不論，單看軍隊情況。軍隊人數的變化情況：太祖時37萬，太宗66萬，真宗91萬，仁宗125萬，神宗140萬。如此龐大的軍隊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這就是收支不平衡、積貧積弱的一個重要根源。而軍隊開始膨脹並不從神宗開始，所以第二種說法並不準確。
劉：軍隊的建設和國家強大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你前面的敘說中，我發現一個很矛盾的地方。這樣大規模的軍隊，怎麼對應的又是這樣小的一個朝代呢？太祖既忌諱軍人勢力坐大，為什麼他定下的制度卻又發展出這樣不斷膨脹的軍隊，而這樣龐大的軍隊為什麼在對外戰爭中卻又如此無能呢？基本上除了太祖、太宗時還有勝利的戰爭，有宋一代，幾乎都是戰敗。如何解釋這矛盾？
李：宋代有一個重要的制度轉變，就是從唐的府兵制變成宋的募兵制。歷史上國家用財政養軍隊就是從宋開始的。太祖有一個奇怪的想法，認為如果把饑民和地痞流氓、獷悍之徒都收入軍隊養起來，管束起來，那麼社會就穩定了，沒有流氓遊民滋事，荒災之年，百姓也鬧不起事來。並且他還制定了一條嚴格的規定，就是加入軍籍後再不能脫離。他自以為這是一個長治久安之道。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裡的老弱病殘越來越多，只好又招進新兵，這樣做，最後的結果只能是軍隊越來越龐大，然而戰鬥力卻未必能提高。加上太祖設計的軍事上“三權分立”制度，成心讓職業軍人不能控制軍隊，如此建設出來的軍隊，哪裡能與人抗衡。
劉：神宗變法年間是否有過一些改變？
李：但是宣仁太后聽政以後又全部改回來了。司馬光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把王安石十七年的變法全部改回來了。包括免役法也被廢除。所以，我很同意這個說法：宋代沒有一個持之以恆的國策立場而造成的對國家的損害，比秦檜的奸計要厲害得多。宣仁太后之後，哲宗親政時又想改回來，再次全面變法，再到徽宗起用蔡京等人所做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