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成為金國鐵騎的俘虜。孫覿是少數幾個陪伴著皇帝來到金兵大營中談判的臣子之一。
當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戰的宰相聽信一位江湖術士可用六丁六甲破敵的神話，大開城門迎敵，導致壯麗如畫、固若金湯的帝國京城被金兵輕鬆攻破。皇帝急忙宣召親王侍從人等，結果，只有三個人奉召前來，其他人全部奔竄逃命去了。孫覿便是這三人中的一個。此後五晝夜，孫覿“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君側”——一刻也不敢離開皇帝的身邊。
史書記載說：五天後，即閏十一月三十日，欽宗皇帝帶著孫覿等數人，來到青城金兵大營談判。金人強制欽宗皇帝，必須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書，才可以放他回城。隨後，金人連續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國皇帝必須使用四六對屬也就是駢體文來寫作方可。結果，這個任務歷史性地落到了以駢體文著稱於世的孫覿身上。
孫覿在《與朱侍御書》一文中，記錄了皇帝命令自己寫作此文時的情形——
皇帝對孫覿說：“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孫覿回答道：“雖然這不是我的職責所在，可是君父蒙難，不敢辭。”
就這樣，孫覿以他出色的文學功底與才華，完成了這項皇帝交待給他的、膾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從而，給他自己帶來了無窮的恥辱，並在此後的八百多年裡，始終受到大儒朱熹、四庫全書館臣們和文人學者們的猛烈抨擊；以至於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被一些學者判定為“賣國賊”之屬。
國家亡了，皇帝成了敵國的俘虜，這些顯然更加恥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國的帝制傳統與意識形態之下，士大夫們沒有人敢於指責皇帝的罪惡，他們輕輕放過了真正的罪魁禍首，卻將鋒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對準了自己的同類——一個文學侍臣。這無疑表明了帝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們傳統的下賤與無恥。
朱熹不愧為一代儒學宗師。他在孫覿死後十六年，寫了一篇加上現代標點符號才二百字出頭的小文——《記孫覿事》，對孫覿蓋棺論定。堪稱舉重若輕、一字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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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如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慾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覿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辭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太宗城滷獲婦餉之。覿亦不辭。其後每與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在虜營也，順天為已甚矣，而壽而康也。宜哉。”覿慚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其事，因書以識雲。
錯誤年代裡的尷尬人生（3）
如果說筆可以殺人的話，這篇小文稱得上是典範之作了。其深文周納、羅織臆測，讀來令人不寒而慄。從此，註定了孫覿此人的遺臭後世。
而孫覿畢竟在官場上廝混日久，他於此事可能對自己的生前身後產生重大後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寫道：“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為了救援皇帝脫離被擠兌萬分的不測之險境，難道還能夠考慮自己今後的身家性命嗎？
果然，中興之後——趙構的南宋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孫覿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們的切齒痛恨，一再遭到嚴厲抨擊。他被視為“負國之賊”，大臣們要求皇帝予以嚴懲，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頌為“中興之主”的宋高宗趙構，於此時說了一句公道話：“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
這位皇帝也真夠可以的，雖然是句公道話，卻也輕輕一句，便把國破家亡的責任推到了大臣們的身上。
在“靖康之恥”期間和南宋立國之後，孫覿都是一位堅定的主和派。他的諸多表現極其耐人尋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國首都城下時，曾經連續發生了三次太學生陳東領導的“伏闕請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宮前請願。他們要求誅除蔡京、童貫、王黼等“六賊”，重用主戰派領袖李綱領導抗金。此後，李綱成功地率領京都軍民進行了京都保衛戰，迫使金兵撤軍。此時，如前所述，孫覿也主張嚴懲“六賊”，但卻態度相當兇狠地要求對陳東嚴加懲處，並措詞激烈地彈劾李綱，認為李綱煽動了這些請願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挾君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