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將給康局長送錢的事琢磨了兩天，夫婦倆也沒琢磨出個上佳方案。康局長既沒死爹死媽，也沒嫁女兒娶媳婦，往往這種時候才是做部下的最激動的時候，也是最能接受考驗和發揮聰明才智的時候。可氣的是康局長本人也天天如舊，沒出什麼事。當然不能出大事，比如大面積心肌梗塞，或出車禍嚴重腦震盪之類，那就沒什麼戲了。最好是喝酒喝得胃穿孔得打吊針，玩小姐玩出花柳病得住院消炎，這時候去看望領導名正言順，容易跟領導拉近距離。距離一近，再趁機塞上一把票子，那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楊登科終於發現了一個接近康局長的好藉口。
這天司機班裡就楊登科一個人，連個說話的物件都沒有，楊登科只得像往常一樣，翻起桌上的報紙來。翻著翻著，忽然發現了康局長的大名。那是一張有些發黃的省報，報上的日期還是半年前的。上面有一篇關於康局長光輝業績的長篇通訊，佔了大半個版面，署了兩位作者的名字，前面那位有些眼熟，好像是省報記者，後面那位是吳衛東。文章裡面都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文字，把康局長當做氣球吹到天上去了。楊登科知道肯定是農業局出了大價錢買的版面，不然人家省報哪有義務吹捧你一個市農業局的局長？如今是一個金錢社會，錢可以買烏紗帽，可以買山買水，甚至可以買爹媽買愛情，自然也可以買表揚買榮譽。
楊登科還在文中看到一行字，介紹康局長“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這句話下面不知誰用圓珠筆劃了槓，說明有人在意過這句話。文章末尾還附了康局長的簡歷，明明白白寫著他的出生日期：1949年12月22日。楊登科知道貴都市是1949年12 月最後一天才解放的，比起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日子遲了近三個月，所以說康局長“生在舊社會”也是說得過去的。
放下報紙，楊登科就呆在了桌前。楊登科是隱約覺得這篇馬屁文章裡似有些可用價值，雖然馬屁文章臭氣熏天。
可呆了好一陣，楊登科卻想不透馬屁文章的可用價值到底在哪裡。其時牆上的鐘已走到五點半，楊登科腦子還未開竅。他有些氣餒，就站了起來，準備下班。到了門口，腦袋裡忽然閃了閃，似有靈光顯現似的。楊登科便剎住了，復又轉身回去，拿起報紙，眼睛在“生在舊社會”那句話上面稍稍停頓一下，接著瞟向末尾康局長的出生日期上。
楊登科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計上心來。
楊登科還望了望牆上的掛曆，這天是12月18日。也就是說，過不了幾天，康局長的生日就要到了。楊登科為自己的悟性得意起來。當然也要自己有運氣，如果不是偶翻舊報紙，也不可能看到這句“生在舊社會”的話，沒看到這句話，康局長的出生日期更不可能引起楊登科的高度注意。真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啊。
幸運的還是12月18日這天看到這張報紙，如果四天後再來翻這張報紙，就是知道了康局長的生日，也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
回家把這個重大發現告訴聶小菊，她也覺得這是一個特好的機會。兩人於是著手謀劃康局長生日時給他送錢的事。錢的數量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需要推敲的是如何出手的問題。聶小菊說：“領導的生日含金量向來很高，康局長大概不會白白放棄這麼好的機會，擺上幾十桌吧？”楊登科說：“你是說趁康局長辦酒的時候將紅包遞到他手上？”聶小菊說：“是呀，領導辦酒本來就是為了辦票子的嘛。”楊登科說：“要是他不辦酒呢？”
聶小菊忍不住笑起來，說：“這還值得懷疑嗎？虧你還在機關裡呆了那麼久。我跟你說件事吧。去年才下去的市教育局局長是個比較乾淨的領導，在位時因怕人說閒話，而且工作也忙騰不出時間，沒給自己辦過生日酒。下去後才覺得有些虧，心裡極不平衡，想補補禮。生日很快就要到了，他親自動手寫了六百張請帖，分發給教育局全體幹部職工和各學校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及部分教師，並在市裡最高階的酒店預訂了三十桌，準備生日那天好好慶賀一番。這位局長是進行過形勢分析和多方考慮的，覺得自己在教育局苦心經營了二十餘年，局裡的幹部職工自不必說，不是他點頭調進來的，就是他首肯起用的，不是他蓄意配備的，就是他看中提拔上去的；各校的領導也毫不例外是他的親信，連不少普通教師的高階甚至初級職稱，他也打過招呼寫過條子。想想也是的，現在退下來半年不到，他們還不至於這麼快就把老領導的舊情忘得乾乾淨淨吧？不過老局長還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位與不在位究竟不是一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