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尤其在戰爭環境下，對每一個記者都是新的挑戰。她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用兩個字概括：文靜。她四十多歲，從她的談話和舉止中能看出人事滄桑的磨鍊。她白皙秀美的臉，表情是那樣沉穩，那樣文靜。這種穩和靜，是知識的沉澱，是智慧的內涵，是經驗的積累，是磨礪的濃縮，是生活的透析……這就是水靜流深啊！
在那漫天轟炸的日子裡，她忙於報道和寫作，早出晚歸，很少見面。間或透過她發出的稿件，她的採訪，瞭解她的工作。我記得，有一次她採訪南斯拉夫聯盟副總理利利奇，專訪的標題是：“我們要和平，但決不屈服。”利利奇指出，實際上，北約轟炸與科索沃問題毫不相關，同阿爾巴尼亞族要求獨立的目標也沒有任何關係。惟一有關係的就是美國總統克林頓所說的要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北約尋機制造混亂，實際上是給自己尋找繼續存在的理由。他說，一個大國口口聲聲講人道和民主，但它們自己卻在做著最無人道和最不民主的事情。利利奇的話，是分析，是揭露，也是抨擊。在美國和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初，美國和西方的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南斯拉夫當局在科索沃製造人道主義災難，對阿族進行種族清洗。應當說，也確有不少人被西方的宣傳所迷惑，認為北約伐南是正義之師。利利奇一語中的，指出問題的實質所在。而採訪者不久罹難，為她的採訪，為利利奇的話，做出血與淚的詮釋。
我和邵雲環第三次晤談是3月底。她來找我，說要就使館撤僑工作寫一篇報道。我對她說，使館為華僑的安危，為撤僑確實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想這是使館的職責，對外報道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她說，華僑的安危，國內十分關心，使館這方面的工作，也有讓外界瞭解的必要，還是報道一下為好。我被她說服了。我把北約轟炸前後，使館這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紹，她做詳細的記錄。此後，她又找了辦公室主任劉錦榮一秘、負責領事工作的張存良隨員。稿子寫好後，她又來徵求意見，我看了一遍，覺得寫得不錯，沒提什麼意見，隨後又去徵求劉錦榮的意見，然後才發回新華社。發稿後，她又特地把稿子影印件送我，此稿我一直儲存。在以後的日子裡，關於使館撤僑，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想，邵雲環，一個正直公正的記者的報道立為存照，可為佐證。歲月如流，抹去了多少往事的記憶。但這件事，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同邵雲環再見面，那已經是5月7日夜晚，她從危樓內被搶救出來，臉上血跡斑斑，傷痕累累，已經停止了呼吸。我當時腦子裡有一個念頭，希望邵雲環是暫時的休克，到醫院後會搶救過來。我希望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那充滿深情的報道。她被抬上急救車，人們閃出一條道來，急救車風馳電掣而去。當我為了尋找武官任寶凱，到醫院太平間去查驗遺體，又一次見到她，我知道，她走了，永遠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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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2）
5月10日，在貝爾格萊德新公墓殯儀館舉行追悼大會，我國使館的同志們、新聞界的朋友，還有眾多相識和不相識的南斯拉夫友人來同她的遺體告別。哀樂聲中，躺在鮮花翠柏中的她彷彿睡著了，臉上雖有傷痕，表情依然那樣安詳，那樣文靜。彷彿長期緊張地工作，她太勞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覺。她還活著，永遠地活著。
5月12日，我們把她和許杏虎、朱穎的遺骨，還有那些傷員們送上專機，目送他們飛回北京。黨和人民對她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主席親臨新華社悼念她，對她的兒子曹磊說：“你有一個英雄的母親，她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參考訊息》報社在紀念她犧牲週年的社論裡寫道：“邵雲環走的是一條在黨培養下百鍊成鋼的英雄之路，是一條以身報國的奉獻之路，是一條為了人類的共同理想呼喚和平的正義之路。”
許杏虎於1998年7月到貝爾格萊德任《光明日報》首席記者。作為記者，他的業務是獨立的，且住在館外，見面不多，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北約開始轟炸南斯拉夫之後，他考慮到住處離南聯盟的軍事設施較近，不夠安全，就住到使館的客房裡。雖然他很忙碌，東奔西跑，忙於捕捉新聞，現場報道，但見面還是多起來，有時休息，還一起在院子裡散步、聊天。
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樸實。他展現在你面前的，就是真實的他自己。他1968年生於江蘇省丹陽縣一個並不富裕的農村家庭。他自幼勤奮好學，於198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塞爾維亞語，畢業後分配到《光明日報》社工作。雖然他學習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