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我對你們的支援。”
李建國說：“五五開不行，這樣我們不和總公司平起平坐了。四六開，我一年之內把款項劃到總公司的賬上去。”
羅繡笑起來，說：“小李，果真是不吐骨頭。”
李建國陪上笑說：“這隻能說是總公司的遺傳基因好。”
羅繡聽了這句話真的開心了，臉上就有了和顏悅色。說：“那就獻一回愛心。”
李建國說：“那我找他們談了？”
羅繡說：“我讓廣告部的人和他們談。”
第三章
童惠嫻的車攤設在瑞金路與延安路的交接處，背後是一塊正在打樁的建築工地，四周圍著雪白的圍牆。面對著瑞金路的石灰牆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硃紅黑體字：“安全第一質量第一效益第一節約第一”。童惠嫻的三輪車就停放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面。各種型號的腳踏車內外胎掛在三輪車的把手上，而車板上則是腳踏車的配件，兩隻打氣筒立在樹根的旁邊。童惠嫻的工作寫在一塊木板上，“修車、補胎、打氣。”童惠嫻的左側是另一個工廠的下崗女工，她在賣報。她們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說，也不打聽。她們互稱“大姐”，說一些閒話，或者為對方換～些零錢。儘管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可是她們總認為這樣的日子是短暫的，臨時的。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
童惠嫻於1992年9月從腳踏車總廠下崗。她的H兒子正是在這一年的8月考上了大學。
兒子考取的當天童惠嫻就預感到下崗的命運了。有一得必然會有一失。生活大體上總是這樣的格局。童惠嫻在總廠做的是裝配工d多多少少算有些技術，擺個修車鋪子應該能把一張嘴打發過去。修理腳踏車無非就是拆下來再裝上去，不算什麼太難的事。可是童惠嫻在決定擺攤之前還是生了一場病，躺了一個星期。她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在馬路的邊上做這種事的，拉不下這個臉面。可是兒子報完到，家裡就全虧空了，看病的錢都擠不出來了。童惠嫡感覺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裡去了，她還是在插隊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裡頭產生過這種感覺的，手和腳全落空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落得到實處。董惠棚後來“豁”了出去，拖了病走上街頭，掛起了“修車、補胎、打寧‘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筆生意碰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了一輛很髒的捷安特山地車，後胎爆了。童惠嫻修好車，認認真真地替小夥子把車子擦回到七成新。後來小夥子問：”多少錢？“童惠嫻低了頭就是說不出口。小夥子掏出一張十元，很大方地說：”別找了。“童惠嫻沒有接。童惠嫻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著這張皺巴巴的現鈔，委屈和羞辱全堵在胸窩裡頭，一點一點化開來了，往上湧。一雙眼裡很突然地狂開了兩朵淚。小夥子把十元現鈔丟在小木凳子上，騎上車，很滿意地吹起了口哨。吹過來一陣風，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掉在了地上，翻了幾翻。正過來是十元錢，反過去還是十元錢。
小夥子走遠了，童惠嫻弓下腰拾起那張紙幣，眼淚說下來就下來了。童惠嫻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贓似的。她童惠嫻是誰？混了幾十年了，十塊錢就讓她這樣了。這一想童惠嫻便越發傷心了，拿了一隻很髒的手往臉上捂。悟不住，兩隻手都沒有捂得住。
童惠嫻一到家就大哭。這時候丈夫耿長喜剛從肉聯廠下班回來。他站在床邊，拉下了臉，說：“告訴我，誰欺侮你了產‘童惠嫻便用被角把頭裹住。耿長喜從鋪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殺豬的點紅刀，到巷口裡頭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跡象來。耿長喜回到臥室，把刀拍在床頭櫃上，大聲說：”你說，是誰＊’童惠嫻料理好自己，說：“沒有誰，我自己難受。”耿長喜放低嗓子問：“真的？”童惠嫻說：“真的。”耿長喜收起刀，往外面去，臨出門時回過頭來關照說：“也不要哭得太長了。”
童惠嫻把那張十元錢壓在玻璃臺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嫻自己也奇怪，怎麼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裡頭也沒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嫻騎車走在清晨的馬路上，馬路潮溼而又空蕩。童惠嫻長嘆了一聲，像是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總結：“哎，人哪。”
一個星期之後耿長喜才知道老婆在外頭擺攤了。聽完妻子的訴說，耿長喜沒有說一句話。
第二天一早卻比童惠嫻早起了半個小時。當天晚上耿長喜就笑嘻嘻地問了：“今天生意好吧？”這個混球男人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長喜端了酒盅，開心地說：“上午環衛工人剛一掃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