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場和客人專場。斯馬茲作為反對條約者參加了工作人員專場。巴黎也成了一個大宴會，街道上人們載歌載舞。沿著壯觀的林陰大道，一幢幢建築物燈光閃爍，卡車忙著拖走一門門俘獲的德國大炮（政府花了好幾天時間才把它們重新集中起來）。那天晚上，蘭辛很晚才完成當天的記述，那時仍然能聽到外面歡慶的嘈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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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廳（8）
當巴黎在歡慶時，德國卻在悲傷。無論是城市還是鄉鎮都下半旗誌哀。即便是優秀的社會主義者現在都在談論“可恥的和平”。德國波羅的海沿岸，志願者曾在這裡與布林什維克戰鬥（並重新要求德國政權），訊息傳來宛如晴天霹靂。“這樣冷酷可怕的放棄讓我們不寒而慄。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國家不會出賣我們。”民族主義者譴責國內賣國者以及簽約的聯合政府。魏瑪共和國從未從這雙重重負中解脫出來。民族主義者一再忽視自己的諾言，即不質疑那些投票贊成簽約的愛國者，並且極盡其能事汙衊他們在德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1921年，厄茲伯格在黑森林度假時，被兩個前軍官暗殺。一家重要的民族主義報紙說，“這個人的精神一直不快地存留在我們的政府職責和法律裡，最後卻成了獨裁者的替罪羊。”殺害他的兇手逃到了匈牙利，但是希特勒當權後，他們又以“厄茲伯格審判者”的身份，耀武揚威地回到了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人都受到了最後審判。
在英國，凱恩斯在考慮他的將來。條約簽訂之前，他辭去了財政部的職務，並喬裝離開了巴黎。“即便是在可怕的最後幾個星期，我仍然充滿了信心，”6月5日他在給勞合·喬治的信中說，“我相信你會找到辦法使條約成為公正而有利的檔案。可是現在顯然太晚了，鬥爭已經失敗。”凱恩斯有個想法很奇怪。他告訴維吉尼亞·伍爾芙，歐洲的，尤其是他也作為其一分子的統治階級將被審判。他還在信中對另一位朋友說，回到劍橋非常高興。從個人角度來說，無論是在事業上還是社交上，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方面，當他的許多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中的朋友成為和平主義者時，他為自己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愧疚。並且他們嘲笑他世俗的成功、他的新朋友以及他異性戀的試驗。《和約的經濟後果》或許就是某種贖罪行為。美國賠償問題專家拉蒙特也這樣說，“凱恩斯感到很痛心，因為他們不會聽取他的意見，他的精神倍受打擊，並且辭職了。”
那個夏天的大部分時間，凱恩斯都在寫作。10月凱恩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會議上再次遇到了德國銀行家梅爾基奧。他看了凱恩斯的草稿，深有感觸。這一點兒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凱恩斯只是重複德國人談論的關於《凡爾賽條約》的事。《和約的經濟後果》於1919年聖誕節前夕發行，至今仍然在不斷再版。首次出版後一年之內售出了10萬冊，並且翻譯成11種不同的語言，包括德語。條約的主要反對者在美國參議院宣讀了摘錄。這本書在德國和英語國家取得了廣泛成功，它使輿論反對和平解決方案，反對法國。1924年，英國工黨政府的一個內閣部長說，“一個鮮血和烙鐵的條約，背叛了我們計程車兵為之戰鬥的每一個原則。”
當德國人關於1919年令人絕望的國家事件的記憶逐漸消散時，一種信念開始出現，即只要軟弱而尚可寬恕的政客們立場堅定，完全能夠抵制和平條約。那條約就像一首流行歌曲裡唱的，“只是張紙而已”。1921年，一位法國外交官向巴黎彙報：“一個利用新聞媒體、海報和###發動的猛烈運動正在德國悄然興起，以期破壞《凡爾賽條約》的合法基礎：德國的戰爭罪行。”德國外交部設立了特別的戰爭罪部，以發表批評論文。在巴伐利亞的啤酒城，年輕的希特勒響亮地譴責“可恥條約”的聲音吸引了人群。
在英國和美國，公眾輿論逐漸傾向於認為和談者對德國非常不公平。在隨後的十年裡，回議錄和小說如德國的《西線無戰事》（英文版發行第一年就售出了25萬冊）都反映了交戰雙方計程車兵遭受了同樣的戰爭痛苦。戰前秘密檔案的出版打破了德國應該獨自承擔戰爭責任的預設。這些書從戰爭根源上，將戰爭責任平均地分配給了已瓦解的俄國政權與奧匈帝國、武器製造商及資本主義。
德國的無數民族主義者時刻將冤屈牢記在心，他們使數百萬操德語的人認識到一個事實，自己生活在外國人的統治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在波蘭，在自由之城但澤。他們認為裁軍條款是偽善的，禁止德國與奧地利聯盟是違背自治原則的，賠款則是“懲罰性的”和“野蠻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