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說在明史上，就是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應該佔有重要的一席。然而朱棣果真是個聖主賢君嗎？這是個頗費思索的問題。如果要從官書的記載中找一些材料證明他的賢明，那是很容易的，比如他關心民生，勤於政事，永樂元年他曾說：
朕即位未久，曾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民籍，靜思熟記，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處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比如他安不志危，勤讀不怠。永樂九年二月癸卯，朱棣在右順門披覽奏章，御案上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趕緊移置案中。朱棣就此做了一番說教：
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他還曾說過：
朕德諒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
不論出於什麼目的，朱棣確實是個勤奮的皇帝。永樂初，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處事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曾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情即百廢弛矣。 ”有人建議他務簡默，他回答說：“人君固貴簡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慼，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聞然後得之。”“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因此他事必親聞。他曾指責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凡書奏關民休慼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以熟悉政情。
又比如，比起後世皇帝，朱棣還算節儉。他曾說：“內府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 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敞垢，納而復出。侍臣有人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濣濯更進。”這一點頗受朱元璋的影響。他說：“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忘”。
其他，如朱棣說“治貴得大體” ，不必拘泥細故小事，“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 ，“國之興廢，在德，不專在數” ，“一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一物之異常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 ，以及認為“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 等等。
以上所舉，雖不為無據，但若僅以此稱朱棣為聖明，尚不能令人心服。眾所周知，官書之溢美，史臣之阿諛，是不遺餘力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急於建立功業，雖欲留聖主賢君之令名，實欲洗以篡權奪位的亂臣賊子之恥。看他五出漠北，遷都北京、開設貴州、修《永樂大典》、郡縣交阯、派鄭和下西洋、派陳誠出使西域，無不赫赫煌煌，超邁前古。這些業績是功是過，何成何敗，自應給予應有之評價。而其攤子太大，步伐太急，二十餘年間，驅天下百姓於無休止的征戰徭役之中，雖號稱功加漢唐，而當時百姓實未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乎！又，其自許神聖，必難入人言，狠厲好殺，定廣招民怨，至於其為鉗制人口嚴施控制，恢復錦衣衛刑具，重用宦官，設立東廠，更是歷來受人抨擊。
然而，以史家之眼光看之，明成祖朱棣自有其歷史地位。明人焦竑（1392～1449）說：“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須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 王世貞（1526～1590）說：“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 明人自有明人的立場。他們更看重朱姓皇朝的長治久安。對我們說來，即便是由於明成祖的功業而延長了明朝的國祚，也不是我們一定就要給他肯定評價的理由。皇帝姓朱還是姓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給人民帶來什麼，給歷史留下什麼。
放眼看去，中國歷史上似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每當一個新興皇朝建立，完成了統一事業，它同時帶有的缺陷又註定了它迅速垮臺。繼之而起者，必須把前代皇朝所開創的制度完善起來，把它的缺陷克服掉。這時，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