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造作而又虛偽可笑。
朱棣的殘暴，並非完全是由於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則是由於他的殘刻暴戾和極端自私之本性。蓋所欲極強，為遂其欲便不顧一切，對有礙於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樂宮中發生的一樁牽連致死三千多人的慘案（詳見餘篇），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艱難民生
一個國家，必須有安定的秩序，否則，這個國家便無法維持。但安定的秩序並不只是憑藉武力高壓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隻憑權術便可以造成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安定首先是民眾生活的安定。沒有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得到長治久安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一定是個明君；民生問題解決得不好或受到忽視，必是個庸主。朱棣對這個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聖君賢主自期的。永樂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歷代帝王，祭畢，朱棣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話：
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為常典。朕今此舉，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輔，庶幾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夠愛撫百姓，協助他使天下達於至治。永樂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門官員進京朝見，朱棣對他們說：
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盡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道，極施無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門之外張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我們還要舉出朱棣命禮部發給中外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進他的致治之道。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禮部移文中外諸司：
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徵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禦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上文已經說過，朱棣為了奪取皇位，打起了維護祖訓、恢復舊制的旗號，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於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顧惜地將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勢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採取措施，至於祖訓云云，對他來說並不像奪權時那麼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撫軍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時，各地臣民對朱棣的大規模殺戮還驚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曉諭軍民各安生業，他說：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這是一道以高壓強行使百姓就範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樂業”，反以告訐、死刑相威脅，其時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軌道，朱棣還脫不出軍事高壓的模式。他相繼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如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都督僉事趙清往鳳陽中都留守司，前軍左都督李增枝往荊州，江陰侯吳高往河南、陝西等等。但是，僅靠武力高壓的“撫安”是不夠的，朱棣也同時注意到民生的實際問題。因而，這時也派了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令其將“何弊當革，何利當興，速具奏來”。第二年（永樂元年），他又派監察御史、給事中這些“朝廷耳目，侍從之臣”，分諸直隸府州縣及浙江等布政司撫安軍民，宣傳他的與民休息之意，並要求他們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時約束他們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有故違者具實奏聞，以法治之”。 這些措施，還帶有為“靖難之役”善後的色彩，這對於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會秩序稍為安定之後，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