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斂。大約是因為不願讓這位大師對他們過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圖澄圓寂於鄴都（河南省臨漳縣西南），據說他活到117歲高齡。
“如來”的刑杖（4）
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據《晉書·佛圖澄傳》記載，後趙政權同樣遇到因人們競相出家“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的問題。其結果不光影響到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同時僧團的純潔性也大打折扣。所謂“真偽混淆，多生愆過”。
此時，石勒已經作古，他的兄弟石虎繼承了王位。有人乘機提出佛教是“西戎之教”，並非中華本有，出家不符合漢制。所以請求遣散僧人，拆毀寺院，並禁止出家的行為。提出這一建議的，是一位漢族官吏，自然以“華夏正統”自居，在他的邏輯裡，堅持華夏正統，顯然是要復興儒、道，禁斷佛教。然而，他大概忘記了，後趙政權的主人，原本就不是“華夏正統”，相反，他們是典型的“胡人”後裔。這一次，國王石虎並沒有遵循胡人當權便自我塑造“華夏正統”的慣例。他大概認為忘本是件可恥的事情，正如他在詔書中所說：“朕出自邊戎之地，就是要使諸夏（中華）受到辱沒，應按照本族的風俗進行祭祀。佛是戎神，我們應該信奉，國人有樂於事佛者，應該得到允許。”這種大大咧咧地承認自己出於邊戎之地的宣言，無異於向“華夏正統”們宣稱自己是“劣等民族”。這等做法雖然粗放，但也顯得坦率樸實，其結果之一，便是使佛教得以繼續在後趙境記憶體在。
其實，那位漢族官員提出排佛建議，並非沒有現實依據。當時，民眾們逃避調役投身佛門，使得“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自然給王國政府造成巨大壓力。提出華夏正統與“西戎之法”，無非是在理論上製造一個合理的藉口，以打壓日益膨脹的佛教。所以，這位把自己排除在“華夏正統”之外的一國之君，雖然硬著頭皮保下佛教，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也不得不下令“料減沙門，匡正僧團”——減少出家人，採取措施整頓僧團的內部風紀。
50多年後的北魏太武帝，顯然不再認為自己出自邊戎之地，所以完全可以藉口佛教為“西戎之法”，予以滅除。佛教源於印度，這是不爭的事實。佛教在當時中國北方的迅速壯大，同樣是皇權推動的結果。此時的佛教，在北朝已經發展到嚴重失衡的程度，已經成為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政府實施國家戰略的重大障礙。歷史上儒、釋、道三家的鬥爭，其命運往往都會在與政治交錯的節骨眼上出現重大轉折。這一次該輪到佛教了。
朝廷內外颳了一陣儒、道之風后，在皇帝本人已經確認寇謙之的道家之術完全可以替代“胡神”與“西戎之法”後，在臣子們的慫恿下，他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堅決執行滅佛政策，下令誅殺長安的僧人，並令全國照此辦理。
《魏書·釋老志》載，太武帝滅佛初，釋出了一道詔書。有趣的是，詔書一開頭，就把東漢“夜夢金人”的那位漢明帝罵了個狗血噴頭，不僅說他信仰邪偽，還說他假借睡夢“事胡妖鬼”，所以亂了天下綱常。他在詔書中特意強調說，中國自古就沒有佛教。之後又歷數了佛教的種種不是，並捎帶把老莊之術也一起罵了一頓，說他們虛假而不真實。同時宣稱要“除偽定真”，恢復儒家之治。最後他命令有司，通令各鎮地方駐軍和正在剿滅暴動的正規軍首領們及各地政府（刺史）全體出動，將所有的佛像全部擊毀，將所有的胡經（佛經）全部焚燒，沙門不管長幼，統統坑殺！
滅佛運動在太武帝的感情用事下，演化成為一場對僧人的大屠殺和對佛教文化的大毀滅。這使得當時排佛運動的兩位發起者，大道士寇謙之與崔浩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寇道士顯然認為，這種殺人放火的做法太過分了，他向崔浩提出請求，讓他勸說皇帝終止這場所謂的滅佛運動。這位對政治滿懷抱負，但對政治卻又一竅不通的道士哪裡知道政治的殘酷？曾經不厭其煩，對他進行“政治掃盲”的崔浩，對他的“慈悲”心腸，已經失去了耐心，很不客氣地回絕了他的請求。
據《魏書·釋老志》載，兩年後（公元448年），這位道士因“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羽化昇仙”。又過了兩年（公元450年），崔浩因國史案獲罪被誅。也許是巧合，整整又過了兩年（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殺死。這一連串的死亡事件，被後來的佛教徒們編成一套因果報應的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在這些故事裡，三位“滅佛”運動的主謀和實施者，死後都無一例外，直接快速地墮入“無間地獄”。在故事之外，他們更如同宋代的秦檜們一樣，被信奉佛教的人們罵了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