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定會向下宣佈，師長要親來做我們的預備隊，官兵聽了，又該如何激動，一時鬥志如虹，有似二十餘隻猛虎，一湧收復失地，亦即激勵鬥志，最有效方法。
培育官兵旺盛鬥志（2）
第三種敵人為友軍。在同一戰場上，友軍不與我合作，危急時更不會支援。待我一敗，彼向上一通謊報電文，因我之敗，危及其本身。為安全計轉移陣地，脫離戰場一走了之。其實，他這一動，反而是弄巧成拙，部隊必陷入不戰自亂中。敵人只要稍一襲擊，則因亂而潰。我主張，戰場上應制定橫的責任制度，見友軍臨入危境，或友軍請求支援，而不自動馳援者，以避戰論。
第四種敵人乃部屬。陽奉陰違，逃避責任，想盡方法不擇手段欺騙、謊報、避戰，只求苟安一時。
第五種敵人系自己。違背良心，不盡職責，投機取巧未能以身作則，誘導部屬與敵做殊死戰，完成我軍人保國衛民之天職。
國軍致敗之一絕症，乃未能奮戰，而且極易自亂。其因起源於戰場上所發生的一點小變故，下級未能適時善於處理，又不敢上報請求支援，自己又穩不住陣腳，亂象逐漸擴大而潰，以致星火燎原。國軍無數次戰役中，小部隊作戰小亂，大兵團作戰大亂，甚至於有部隊未戰先亂者。戰亂期間徐蚌會戰，我百萬大軍亂成一團糟不可收拾。此後，全國無戰事，國軍遇敵則逃，棄甲曳兵而走。正為古人所形容，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等兵敗狀況。兵敗如山倒，以致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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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顧忌、戰無束縛
衡陽之戰，我第十軍以極端劣勢兵力火力應戰，其所以能與強敵血戰四十士晝夜者，乃本身絕無以上諸弊端。上下和諧，無壓無詐，將士用命。而最難能可貴者，戰況在任何慘烈演變中，官兵各守崗位與敵以死相拼，絕無自亂者，故全期之激戰中，我陣地曾被敵突破六十次以上之多，官兵絕不混亂，穩如山嶽，上下坦誠合作，且能迅速收復失地，皆化險為夷，最後三天，敵雖由一九○師陣地突破一角，衝入城內，我第三師、預十師、一九○師、一部陣地皆腹背受敵之攻擊，我官兵不為所動，仍奮戰不懈。至方軍長停戰令下為止，我全軍陣地皆屹立無恙。
如前面敵團戰史記載雲：敵人之第十軍，畢竟是善戰之師，並未為其他戰區之守軍，一角之潰而全般動搖，且抗拒益行激烈。
以往，各級司令部之指揮作戰，戰鬥部隊各級部隊長之戰鬥實施，多數全憑個人之好惡，一已之觀念，胡亂施為。無分層負責之可言。譬如說，長官之對部屬，可不經軍法審判而殺之。自以為立威，實為暴行，影響戰力至鉅而不自知。為部下者，隨時隨地都有被長官所殺之可能！以致部屬懼怕長官尤過於敵。在這種心情下之各級戰鬥部隊長，勢力終日忡忡不安，心不安則意不堅，意不堅則氣不盛。“勝以氣為主”，士氣消沉，這仗還能打下去嗎？（李注：葛先才對國軍奉為金科玉律的“連坐法”是不以為然的。）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心”字包羅永珍，只看吾人看不看得準，用不用得當。如果戰略與戰鬥配合得天衣無縫，則穩立於不敗之地。軍事學實莫測高深，誰也不敢自認為是軍事專家，誰也不能有信心穩操勝算，因它變化多端，戰況各異難以捉摸，無一定之規格，全憑決策者與執行者，依據戰場實際戰況演變，把握戰機而運用。昔三國時代，西城之役“空城計”，以諸葛亮之能，尚有“街亭”之失，而諸葛武候緊急應變，以其統帥之尊，冒險設空城一計拒敵，而將司馬懿大軍嚇退，挽救了西城噩運。
建軍以培育戰士優良技能、旺盛鬥志為主，軍人在戰場以能奮戰為先，軍人只要能戰肯拼，則奠定致勝基礎，欲能使軍人奮戰肯拼，在戰場上務使其“心無顧忌、戰無束縛”，儘量發揮其英勇才智，不偏重於勝負得失。未戰而先束縛其心身，能奮戰之師必然獲勝，倘若因其遭受處境不利之影響而致敗，也能打出一個名堂，“敵我偕亡同歸於盡”，而達成戰略殲敵目的，故雖敗猶榮，前面數戰役為證，毋庸贅述。
勝負乃兵家之常，上級不可向下級過份要求，束縛下級心身，發揮不出其戰力，反而求勝不達。原則上但求權責分明，職守嚴正，勿壓勿詐，勿驕勿餒。昔曾國藩在其奏摺中稱：“臣累戰累敗，累敗累戰”，充分表現了他及其部屬奮戰精神，終於得到最後勝利。戰鬥的觀點，應建立在部隊能否奮戰，不以成敗論功過。這樣能減輕各級主戰鬥部隊長的責任負荷感，而使其集中精力於戰鬥。
敵對衡陽戰役之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