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還可見書法功底。你想，他們如此懂得人生，還有必要拉你“入夥”嗎？——難怪我拼命工作掙表現，三次入黨申請都批不下來。
當時可能是有點消極，但，現實的確沒有躊躇滿志的理由。
當然，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為我傷心為我不平的，他們瞭解我，知道我的抱負，覺得我無論如何不能像老父親一樣一輩子“糅泥巴”。
記得有一天到水井挑水，因力氣不過拗，水桶摔壞了，父親很生氣“無用之才”，還未出嫁的七妹一邊修桶一邊流淚，她在為被迫回家務農，被鄉里小兒瞧不起的哥哥傷心。
七妹比我小五歲，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們出嫁以後，分擔父母的擔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當一段時間“洪正舉、洪菊英、洪桂蘭”三張獎狀總是一起帶回家，全安小學的第一支筆蔡老師寫我們幾姊妹的獎狀至少寫了五年五次。七妹沒有讀完初中就輟學回家了，當了我這個哥哥的鋪路石。
試想，我不為這些親人發憤圖強，對得起誰呀？
的確，我和歷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樣：手叉水，腳叉泥，披蓑戴笠，日曬雨淋，但“不墜青雲之志”，時常蘇東坡般“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白天地裡流大汗，晚上挑燈讀青史——常常沉浸在無盡的思索中。
為什麼單幹；甚至做“包工”比做“點工”，農民多幹活，地裡多打糧，連我們小孩都知道，那麼多領導，那麼多專家卻不明白呢？
就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的，麵包師、理髮匠等各行各業的人，工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方便他人和為社會做貢獻，只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但是，即使他們各自的目的是賺錢，最後的結果確是方便了他人，促進了社會進步。
亞當斯密錯了嗎？
馬克思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自己的利益。當這個為著自己的利益的行為對人類歷史有推動作用時，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當這種行為對歷史發展有阻礙作用時，這就是惡、是過、是罪。
馬克思錯了嗎？
為什麼人人都想跳出“農門”；為什麼城市只屬於城裡人，這個叫“二元”社會結構的東西是古已有之，還是某種理念、某個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膽大個體一夜“暴富”，價格雙軌“倒爺”大發“橫財”，企業“經營承包”部分廠長經理順利實現財富轉移。似乎滿眼都是“原罪”，那麼，“原罪”有功還是有罪呢？
弘揚傳統文化會阻礙西方先進思想嗎，那麼，長城是炸還是修呢？
海南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能搞下去嗎？如果搞下去，國家會不會走上另一條道路呢？因為亞當斯密說過：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約化、責任自負啊？
文化產業“允許無益無害”，這是內江市一位負責宣傳的領導從深圳考察回來後告訴我的；那麼，思想底線和道德底線又在那裡呢？
我們時代有最強音嗎，如果有，是“紅太陽”嗎？因為1980年代末新版“紅太陽”很流行，並且常常見到中央電視臺“紅太陽”專場演出、全場直播。
為什麼老百姓不記恨當年被捆手腳而感恩現在鬆綁呢，如果說鬆綁人是鄧小平，那捆綁者又是誰呢？
我們這個時代有領袖嗎，如果有，是鄧小平嗎？但為什麼會議室掛的偉人像只有“馬恩列斯毛”？
種了半年地，也沉下來思考了半年的問題。我很清楚，這些問題也許當時中國頂尖學者也無法回答，反正我當時可能接觸到的區鄉幹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個小小山村，給誰訴說。
我必須走出去。
好在自學考試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憑了，也算大專肄業吧。聽說海南搞的是市場經濟，私人請人不要城鎮待業戶口，有的甚至不要文憑。
1988年6月9日，又是個半夜子時，年邁父親把家裡損吃儉用積攢的100元錢送到我的手裡，母親與往常我出遠門一樣，再三叮嚀“氣力幹了是有的哈！”
為咱爸媽，為咱家，為咱總也苦不完的農民兄弟，我要再闖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認為：這人多低賤，人家“不為五斗米折腰”，他“願為兩鬥米折腰”，似乎還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識分子本來就不怎麼值錢，何況我這類莫法評職稱的“閒散科技人員”。就是跟不上市場，轉不過觀念，羞於談錢的大學教授也不怎麼值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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