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制度。最後走出資陽，走向成都，成為全國藥品市場有一定影響的製藥企業。
試想，如果當初，內江市政府及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狹義的理解公平原則，按人頭將機會平分給企業職工，其結果會怎樣呢？可能變成一堆廢鐵。
針對這種情況，普瑞集團決策層決定邀請首都的權威機構和一流專家開一個專題會對“普瑞現象”進行一番論證。
因此，普瑞八珍人民大會堂捐贈活動結束後，我和普瑞集團副總經理肖華教授繼續留在北京主持1999年4月24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經濟日報舉辦的“國有中小企業改革與‘普瑞現象’研討會”。
我對國有企業虧損研究始於1980年代末，興趣最濃是1994年參加涼山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四大體制改革培訓會”後。
我認為，造成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原因是體制問題。應該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區域性性進展，但在經濟管理體制和執行機制上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工業經濟中長期存在許多深層矛盾，比如產權關係不明確、政企職能不分等，在企業內部和外部同時衍生出一系列弊端。
（一）從企業內部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企業法人來說，由於沒有自己獨立的法人財產，不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所有權和實質上的經營管理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企業依然是政府的附屬物，既無法實行真正的獨立經營，也無法承擔盈虧責任，自我約束更無從談起，進而形成了企業法人行為上的扭曲：盈利了，就千方百計分光吃淨，不留後路，不計發展；減利或不贏利了，就少提成或不折舊，製造虛假贏利，變相擴大內部分配，吃企業老本；企業虧損甚至破產倒閉了，不但沒有人承擔責任，反而還要由銀行貸款，保證工資獎金照樣發放。
2。對企業經營者來說，由於絕大多數仍由上級主管部門委派，同時套用行政級別及其相應的政治、經濟、福利待遇，名義上是企業的廠長或經理，實質上為政府的公職人員，其主要職責不在於如何把企業搞好，而在於如何把上級的意志體現於本企業之中，進而造成經營者行為的扭曲：在目標追求上，許多人不是以保證公有資產保值為己任，而是往往側重於如何使上級領導滿意和歡心，進而加速個人的職位升遷。在行為取向上，許多人奉行“一朝權在手，便把私來謀”。
3。對企業職工來說，由於與企業產權沒有任何聯絡，職工只關心的是工資、獎金等勞動報酬，至於企業經營得好壞、公有資產是否流失等等，認為一律與自己無關，由此造成企業職工行為的扭曲：有的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有的明拿暗偷，滋事生非；有的心裡窩火，便透過毀壞裝置發洩怨氣等等。
（二）在企業外部也存在一些問題
1。由於產權結構單一，國有企業的資產屬國家所有。因此，黨委、政府及其部、委、辦、局等所有代表國家利益的部門和機構都有權插手管企業，進而造成管理企業的部門林立、婆婆眾多的現象。然而一旦企業遇到困難、遇上麻煩或陷於虧損，企業自身無力解決，不得不求助於有關部門時，這些部門又往往拿出各種理由推諉、扯皮，很少有人真管。這樣，一方面造成企業無所適從，萬般無奈；另一方面，又導致企業辦事效率低下，每辦一件事，總要拜“山神”、問“土地”，請示若干個婆婆，加蓋若干個圖章，最後，好不容易把事情辦妥，往往也把最佳時機錯過了。
2。由於國有企業產權為全民所有，因此在人們的觀念中便形成了“社會成員人人有責”，進而對國有企業資產及其帶來的經濟效益，人人都有權去追求。這樣一來，則又苦了企業，主要苦在用人用工上，一方面，迫於社會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企業不得不以犧牲經濟效益為代價，承擔沉重的冗員包袱；另一方面，迫於現有的人員嚴重富餘，企業經濟實力難以承受，再增添新員十分困難，進而導致企業的人才隊伍老化，且結構不合理，整體素質偏低。儘管如此，由於某些權力的腐敗和企業不正之風的存在，企業還必須接收一些帶有權力色彩的新冗員，尤其那些眼下效益還不錯的企業，這個問題更為嚴重。
3。由於企業的產權關係不清，權責界限不明，對企業資產的保值既可以說成是人人有責，又往往實際上是人人不管。因此，國有企業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成了一個大醬碗，誰想吃醬都可以隨時去蘸去抹，進而助長了各部門對企業的各種名目的亂收費、濫罰款、亂攤派、亂拉贊助等等，形成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