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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文章說據劉慶棠透露，1975、1976年間，繼恢復《人民電影》等五大刊物之後，又醞釀籌辦全國文聯、作協，內部已有安排我擔任相當領導職務的考慮。江青確實有把我調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沒有正式談過。江青說過，以後文化部應該團結浩然同志，多給予他任務，多關心、幫助他。
1976年9月，我成為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文學界代表。我跟老將軍楊成武一起守靈，由於大會堂空調較冷，我因年輕，守靈值班時間比老同志更長一些。我見到面有哀慼的江青，並說了一些致哀的話。
“四人幫”垮臺時我正在上海出差，訊息是《收穫》老編輯郭卓偷偷打電話告訴我的，說北京抓了幾個人，上海不能久呆，趕快回京。我胡亂猜抓了哪幾個人，獨獨漏了王洪文。
文革後：活著與死去一紙之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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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開會時，卻被取消了代表資格。我明白風向變了，大家不欣賞我了。苦悶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徵。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到月壇北街來看我。我去書店沒在家，回來時看到他，我竟握著他的手流下了眼淚，很久沒有人來看我了。老梁勸慰我說，你沒有害人，你可以度過這一關的。
我的確想不通，我從沒整過人，大家整我幹什麼呢？所以那時我不去文聯了，工資都讓孩子們替我領。
老朋友、文學界的老戰友在這時一個個地來看我。林斤瀾抱著一隻老母雞，帶上多年沒見面的劉紹棠來給我鼓勵。見到劉紹棠，我很慚愧，回想起當年批判他時自己的發言，覺得應當請求他原諒。雖然那時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作為群眾發言說什麼都無足輕重，但畢竟參與了打擊他的勢力。
劉紹棠非常寬容，說對於過去的時代只能讓它過去。我頓時如釋重負。後來林斤瀾、從維熙在家請文學界的朋友們吃飯，我也去了，覺得雖然在創作上不是一個路數，共同語言不多，但面子上都過得去。
後來看到文章說，有些老作家對我有看法，不讓過關，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為有些受過我的指導，為我說話。有人說我是“四人幫”的骨幹，寫過效忠信，後來組織上做了調查，知道我寫的七八封信只是願意去開會之類的事務性內容。
我對過去歲月的看法是，那種處境下有一度輝煌，對年輕的我來說，確實有所愜意，有所滿足，但也伴隨著旁人難以知道和體味的惶恐、憂患和寂寞。我趕上了那個時代，並有幸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我對當時的創作不後悔。時代在發展，人們在變化，但是發展和變化到何種樣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惡醜總會有其客觀標準。他們的鬥爭與較量，無論其勝負，人們一定會給予正義與非正義客觀公正的評判。現在，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派系之爭依然存在。但作家是靠作品，我認準了這一點。我才五十出頭，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這個年歲許多作家都寫出了最優秀的作品，我堅信自己也行！
我立志要爬起來，要在跌倒處爬起來。作家的生命是他的作品，新的作品顯示他的真實品德和新生。我相信這觀點，我遵照這個觀點咬牙、奮力地實踐。遭難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我拿出長篇小說《山水情》。作品發表後，一些同志高興地說，看到了浩然，看到一個新姿態的浩然。
就在我自欣自慰，並準備使足勁頭再往前追趕的時候，遇到一個難題，長春電影製片廠按照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山水情》（原題《男婚女嫁》）改編的電影劇本已經開拍，書稿如果不做急件處理，就要出版在電影的後邊。這是極為糟糕的一個結果！當時的形勢下，哪家出版社肯把我這樣一個起碼屬於不走紅的、倒了黴的作者的稿子當“急件”發排呢？我一連在幾個出版社碰了釘子，書可出，但電影必須等書發行後再公演。這苛刻的條件，我是無力辦到的。
就在這種“絕難”的情況下，百花文藝出版社那位剛剛從冤假錯案中解脫出來的克明同志，從我的老朋友、作家劉懷章那裡聽說我遇到的困難，馬上請示當時的總編輯林吶同志，得到贊成的答覆，他立刻派劉國璽同志專程到北京取書稿。劉國璽向我轉達編輯部的決定，把《山水情》作為急件發，一定出在電影的前邊。聽到這個聲音，我喜出望外，感激的心情，很難用語言表達。因為我清楚我當時的處境，更沒忘記，我的《百花川》曾經讓他們背了“黑鍋”、受了株連呀！他們說，我們過去都走了彎路，我們重回正路上，共同多出好作品。你是我們的老作者，互相都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