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天才，但也是個沒什麼生活常識的人。他堅信，人應該自食其力，我們3個小孩兒從小就知道，我們這輩子不會有花不完的零花錢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問起父親，他會說他在想如何給我們足夠的錢，讓我們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又不會多到讓我們一輩子碌碌無為。
我尊重這個想法，而且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我父親很有趣，比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願意過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說他沒檔次。他常說的一個笑話就是，“我買的西服其實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貨。”
我的童年很普通，沒有捱過餓，小孩兒該有的東西我都不缺，卻也過得平凡質樸，極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話，我們會開著旅行車到很遠的地方。在車上，我們姐弟通常會嬉笑打鬧，著實讓父母頭疼。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們一家去馬薩諸塞州，因為父親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資的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Hathaway）紡織公司。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父母讓我們每人帶一個玩具或一本書，以便打發車上的時間。我選擇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鮮豔的書，但是隨後發現，把書放在窗外，聽紙張被風吹得翻打的聲音很有意思。我父親一直說：“豪伊，你這樣會把書弄掉，我可不會給你買新的。”果然，我把書弄掉了，父親也言出必行地沒有給我買新的。
父親滿足了我讀書和旅行的願望。他鼓勵我們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興趣，並幫助和支援我們，但很少施捨我們什麼東西。我們做了一筆“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禮物或聖誕禮物，那麼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就會給我5000美元買車，我自己賺了買車另外需要的2500美元。我20多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想當一個農民，他就在奧哈馬附近買了幾塊地給我——不過我得支付一筆價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還堅持讓我每年給他5％的投資回報，還是稅前。
雖然父親是個成功的投資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談及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資哲學相一致的人生經驗。投資應該做長期的，要關注最基本的潛在價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親反覆提及的主題。他對價值而非金錢本身更有興趣。他常說：“豪伊，你知道嗎？建立一個好的聲譽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毀掉它只需要5分鐘。”父親不贊成我們參加速成的投資研討會或關於現金流的講座。我姐姐蘇茜說，當我們都還小的時候，她有一次要填寫鄧迪小學（DundeeElementarySchool）的一個人口普查表格，在父親職業這一欄，母親讓她填上“證券分析師”（securitiesanalyst）。因為securities有“證券”和“安全”兩層意思，蘇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員。據蘇茜說，“其他小孩兒看了還以為我爸爸負責到處檢查防盜報警器呢。”我當時也以為父親是一名保安，我告訴了彼得，然後我倆都覺得這個職業很酷——而我卻不記得為什麼我們當時沒有問問爸爸，他的槍在哪兒，為什麼他不穿制服，他花這麼多時間看書和打電話，怎麼還有時間做保安。
我的母親是一位很會關心人的慈母，對我們總是照顧有加，不讓我們脫離成長的正軌。這個任務到了我這裡就變成了一個挑戰。我那時是個精力旺盛、有點兒叛逆的小孩兒。當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討厭的事，母親讓我回房間，然後把我反鎖在裡面，讓我好好反省幾個小時。淘氣的我從窗戶爬了出去，到附近一個五金商店，賒賬買了一個閉鎖器，然後再爬回房間，從房門裡面安裝好這個東西，所以當我的懲罰結束之後，母親想進房間也進不來，這簡直是火上澆油。現在回想起來，母親要教育、包容調皮搗蛋的我真是需要極大的愛心和耐心。
母親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僅僅把視野侷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奧馬哈。這就是那個多餘的房間派上用場的地方。她有一顆好奇心，為人慷慨大方，當我還小的時候，母親便讓一些在當時的奧馬哈大學（也就是今天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唸書的交換生來家裡寄宿。之後，有大約六七個交換生寄宿在我們家，每個人一住就是7個月。我記得第一個交換生是來自蘇丹的名叫莎拉·埃爾·馬赫迪（SarahElMahdi）的一個優雅的年輕女子。那是1960年，我才5歲，所以很多細節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著有非洲特色的五顏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飾的模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時候，薩拉就住在我家。當時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薩拉還照顧過我。
警棍和長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