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管理和執政原則。我還會介紹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來自迦納的科學家，也是內布拉斯加大學剝玉米人隊（NebraskaCornhusker）的鐵桿球迷，他教會那些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如何提高糧食產量，養家餬口，並保護他們最大的資產——腳下的土地。
我的兒子霍華德·W·巴菲特（HowardW。Buffett，下文我會用HWB來稱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隨我一道，多次探訪發展中國家，而這也是這趟旅程頗具意義的另一個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時，還是個害羞的12歲小男孩，而從那以後，我見證了他的成長。他那時只是個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時候卻親眼目睹了那些同齡人接觸不到的苦難和赤貧，這令他幼小的心靈被深深地觸動了。現在的他已經長成了一個男子漢，對上百萬人所面臨的挑戰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HWB也曾自己一個人去過亞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區探訪。他還做過我們基金會兩年的執行董事。如今，他是我們基金的受託人，並且在這本書裡分享了一些新的見解和想法。HWB特別熱衷於尋找讓不同組織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種資源，使相關專案更加完善，影響更加深遠。
貫穿這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我們需要立即行動，刻不容緩。現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難，並因此相繼離世。我做慈善的初衷並不是要讓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識到，我不能僅僅做些表面功夫，專挑一些小的容易解決的問題去解決，更不能僅僅因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揚揚得意，因為還有數百萬的兒童在忍飢挨餓。我父親的一條建議曾幫助我度過了一些最艱難的時刻，對此我一直心懷感激，他說：“要把心思和資源花在那些沒有你就做不成的專案上……犯錯誤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決策，那麼你將一事無成。”
本著40次機遇的精神，我們的基金會將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資金，走向“破產”。HWB支援這個想法，並且把它貫徹執行了下去。他越來越頻繁地質問非政府組織，讓其重新反思它們的方法到底有沒有用，甚至會問“你有沒有一個能讓自己關門停業，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戰略”。當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我們還有30多次機遇找到一個正確的戰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蘇聯軍隊先吃
“我們只能吃剩下的”
我對飢餓的認識曾經僅僅停留在它會對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極端情況下也是如此。記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樹草原的泥巴路上連續行走了好幾個小時，一直沒有進食。到達目的地後，部落的人給我準備了羊眼睛和炸老鼠，為了不冒犯他們，我必須要假裝一邊狂飲酒精度數極高的家釀啤酒，一邊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饑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個村落裡遇到一位婦女，從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對生活的絕望。就在我到達那裡的前一週，她3歲的小孩兒被餓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為肝功能衰竭，雙眼發黃，牙齦腫脹，牙齒參差不齊，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將嬰兒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帶走我的小孩兒，我沒錢養活他。”
對於她的喪子之痛，我無法感同身受，但是當我到達世界上正在經歷赤貧和糧荒的地方時，也曾遇到類似的人和事。當我第一次意識到食物不夠吃時人們會有多麼脆弱，意識到武裝衝突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有多麼大時，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當時還是一個來自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的一個少年，原是為了拜訪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這次海外觀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紐約的懷特普萊恩斯，但我是在奧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鄉長大的。內布拉斯加州是美國糧食生產的中心，雖然我們那時都不是農民。我父親，沃倫·巴菲特——美國國會議員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資帝國，而我則在不亦樂乎地把玩孩之寶玩具卡車和收集童子軍徽章。
坊間流傳得最多的關於我父親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興趣的，就是我父親現在仍然住在奧馬哈鄧迪一帶的老房子裡，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親蘇珊在那裡把我姐姐蘇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撫養長大。這棟磚房有兩層樓，5間臥室，這一帶小區的房子差不多都是這樣，完全不是人們心目中億萬富翁會居住的房子。那時，父母和我們3個小孩兒，一共5個人一起生活，所以還多出了一個房間。當我現在回想到底是什麼經歷塑造瞭如今的我時，我發現這個多出來的房間居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關於我父親的書不計其數，箇中故事有真實的，有虛構的。我父親確實是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