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領，同時還選拔了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何宗蓮（總教習）、吳金彪、曹錕、田中玉、劉承恩等擔任教習或軍官。又聘請德國軍官沙爾等為教習，根據德國陸軍操典進行訓練。③定武軍十營，計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騎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凱接管以後，派吳長純在山東、河南、安徽各州縣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錦州、新民一帶招募騎兵三百人，總計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報督辦軍務處的營制，迅速改編成新建陸軍（全軍編制見下頁表）。
從該表可以看出，新建陸軍雖然還沿用淮軍的營務處、營、隊、哨、棚等名稱，但編制上打破了舊軍的框框（舊軍一般以營為單位，每營五百人，不分兵種），而基本上採用了近代德國的陸軍制度：軍隊分步、馬、炮、工、輜各兵種；一軍分兩翼，每翼轄二三營不等；每營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凱在軍制方面的改革，揭開了清軍編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的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新建陸軍中有炮兵、步兵、騎兵、德文四所隨營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1896年初，袁世凱在正兵內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餘人”，以八十人學炮兵，八十人學步兵，二十四人學騎兵，五十人學德文，於5月13日一律開學。各學堂均聘請德國軍官擔任總教習。規定學習期間兩年，畢業生除學德文者準備派赴德國留學外，其餘都擔任下級軍官。學生每季大考一次，監考官、閱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凱親自派定，一切規矩如同科場，優等者加薪受獎。為了收買人心，袁還從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兩）作為獎學金。④從這四所學堂中，袁培養出一批軍官。後來，從這批軍官中又挑選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學，其中著名者有：孫傳芳（1885…1935）、張士鈺、張樹元、劉詢、陳樂山、曾子彥等。
此外，還有講武堂和學兵營。講武堂於1896年6月16日開辦，專門抽調在職的哨官和哨長學習，規定每哨長官三人，輪流到講武堂“聽講行軍攻守各法”及“經史大義”。⑤學兵營集中訓練步兵操法，每期1至3個月。第一期選拔各棚正副頭目。從第二期起，每期一營選送正兵六十名入學，受訓後仍回本營，備充頭目之選。
新建陸軍的武器，全部是由國外採購進來的。炮兵裝備德國克虜伯廠出的五十七厘米過山炮和七生特半陸路炮等。步兵使用奧國造的曼利夏步槍。騎兵使用曼利夏馬槍和戰刀。軍官一律配帶六響左輪手槍和佩刀。除規定裝備的武器外，官兵均不準攜帶私人武器。領、哨各官及兵丁號衣鞋襪“一律黑色，不準參差”。官弁服裝袖口處有紅色官階號。⑥
袁世凱看出由於使用新式武器，舊的一套練兵辦法不適用了，必須改用“洋法”，“練洋操”。他多次釋出“訓條”，“勸諭將領講習西法”。⑦然而他認為要練洋操，“非借用西官，則辦理必仍有名無實，雖練一如未練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關收稅成例，事由西人經理，權自朝廷操縱”。他武斷地說：如照此辦理，“不數年間，必成勁旅數枝”。⑧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袁世凱透過中國駐德公使，延聘了十餘名德國軍官，充當新建陸軍的教習，還專門成立了教習處（後改名洋務局）。教習處的頭目巴森斯，負責全軍的訓練和作戰演習。袁對他十分信任，言聽計從，演習時和他各帶一軍，互相攻守。操場稽查施壁士和伯羅恩，負責操場訓練，袁每至操場校閱，都依靠他兩人指點。此外，禮節兼軍械稽查魏貝爾，炮兵教習祁開芬，騎兵稽查兼教習曼德，⑨德文教習慕興禮，號兵樂隊總教習高士達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這些洋教習定出各種規章制度，又由他們監督實行。新建陸軍的技術訓練，主要就是在這些洋教習的指揮下進行的。由此可見，新建陸軍的生存和發展，一開始就附屬於侵入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而且，它實際上也是列強侵華政策的產物。
甲午戰後，不少侵華分子向清政府建議練新軍，漢納根是第一個。此後，清政府的外交顧問福士達（JohnW。Foster）隨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後回到北京，也極力鼓吹改用西法練兵。他還寫了一個《整頓中國條陳》，第一條就說：“中國目前急務，須先整頓陸軍”。⑩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N。R。O＇Coner）也勸清政府選“忠廉有才略大臣”，練“一枝勁兵”。＇1＇這些侵華分子鼓動清政府練新軍，儘管目的不完全一樣，但大致說來，除想推銷軍火，控制中國軍隊外，主要是為了鎮壓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抗運動，以保護他們的侵略權益。他們告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