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的極重要的一環。在他創辦的《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事》）上，接連刊載關於選將練兵的文章，如《西國兵制考》、《德國兵制考略》、《論水師》等，大力鼓吹選用年輕將帥，“練兵強天下勢”。③當剛滿三十五歲的袁世凱得到督辦新建陸軍的差使時，康有為等都以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權，改練新軍，這是維新運動興旺的吉兆，對他寄託以無限的希望。
袁世凱雖然混跡於維新派，但他的思想與維新人物有本質的不同。當時，維新人物多是以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思想上經歷了一個否定或懷疑封建主義“舊學”、接受資本主義“新學”的轉變。他們的生活際遇雖不盡相同，主張也不盡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觸動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基礎上，求得一些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他們普遍認為，要國富民強，光靠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如要求“開民智”，“興民權”，即給資產階級和開明地主以“議事之權”，等等。因此，他們成為新興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凱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來混去，並且寬裕自如，青雲直上，思想上沒有經歷什麼轉折。他終日所考慮的不是怎樣改變腐敗的社會，而是如何利用這個社會的腐敗，爬到它的最上層去。他把一切都當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務派全盛時，他侈變洋務，維新派行時了，他又附和維新，但骨子裡並沒有接受改良主義的綱領。他認為變法的關鍵，是“淘汰舊軍，採用西法練兵”，即編練一支使用新式槍炮的武力，以支撐封建王朝的統治；而政治制度的改變，則是可緩可急；並且認為如若變法，“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才能辦好。④張之洞是有名的洋務派官僚。袁氏所謂的變法究竟是什麼貨色，也就不問可知了。
當時，著名的維新派嚴復（1853…1921）曾指出有三類假維新人：其一以談新法為一極時髦之妝，“隨聲附和，不出於心”：“其一見西人之船堅炮利，縱橫恣睢，莫可奈何，以為此其所以強也，不若從而效之”；其一則極守舊之人，及見新法，不欲有一事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舉糠，附會經訓，張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鄭聲亂雅，鄉愿亂德，維新之種將為所絕”。“之斯三者，有維新之貌，而無維新之心者也”。⑤詭計多端的袁世凱正是這類假維新派。康、梁對他寄以厚望，正說明維新派由於階級基礎薄弱，力量微小，剛一舉步就已彷徨於歧途了。
註釋：
①《康有為勸袁世凱退位書》，1916年，見《袁氏盜國記》下篇，頁87。
②《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4冊，頁132。
③《萬國公報》39、40、45…50各號，1895年9至10月。
④袁世凱：《戊戌日記》，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1冊，頁553。
⑤嚴復：《論中國分黨》，見《嚴復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頁122。
兩面派的手法
袁世凱到小站以後，仍然十分關心京師的政治行情。當時，西太后表面上已歸政於光緒，但事事幹預，實際上仍握朝廷大權。帝、後為爭奪權力，不斷髮生齟齬，王公大臣中也分化為帝、後兩黨。帝黨官僚翁同和維新派結合，他們的靠山是光緒。反變法的頑固派後面則有西太后撐腰。袁世凱見西太后和光緒都可能提拔他，給他官祿，就腳踏兩隻船，想方設法謀取雙方信任。他不斷進京走訪頑固派榮祿、剛毅等顯貴，百般諂媚邀寵，極盡巴結之能事。尤其是在榮祿擔任直隸總督以後，袁經常逗留在天津，與榮祿的關係更為親密。他曾對徐世昌得意地說：“相待甚好，可謂有知己之感。”①同時，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聯絡。1898年3月，他攜帶“瓜分中國畫報”進京呈翁閱覽，“深談時局”，說“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而且，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無限憤慨，“慷慨自誓，意欲辭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籌大局為亟”。②6月，翁同因支援變法被驅逐回原籍，路過天津，袁派人持函獻厚禮，深表同情。他還透過徐世昌與康、梁等不斷接觸，極力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以後，列強爭先恐後地搶佔中國海港，劃分勢力範圍。亡國之禍，迫在眉睫。這一切給維新派以極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動下，變法運動衝破層層阻力，於1898年夏天達到高潮，從6月11日到9月21日，維新派透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