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向他介紹了新建陸軍的編制和訓練情況，還陪他看了操練及作戰演習。貝思福回國後寫了一本書，盛讚新建陸軍“操法靈熟，步伐整齊，以及旗幟之鮮明，號衣之整潔，莫不楚楚可觀”。對於袁世凱也讚譽備至，說袁“以儒生而為名將，多學多能，亦廉亦勤，聰明膽識，兼而有之”，“忠君愛國之心，溢於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會里，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賞識為莫大的光榮。經帝國主義分子一吹，袁的聲譽鵲起，身價倍增，從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搖直上。
註釋：
①翁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榮祿：《為尊旨查明督練新建陸軍道員袁世凱被參各節據實覆奏摺》，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宮檔案。
③《袁世凱致徐世昌函》，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見《近代史資料》1978年第2期。以下各章節註釋中袁致徐函，凡未註明出處者均見此書。
④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1。
⑥同②。
⑦《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390，頁11…12。
⑧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頁338。
⑨貝思福：《保華全書》，1899年上海廣學會刊，卷3。
混入維新運動
在封建統治集團大力推行“練兵自強”政策的時候，資產階級改良派大膽地提出了“變法自強”的要求。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潮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出現了。甲午戰後，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覺醒，因此改良主義思潮高漲起來，並迅速地形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領導這個運動的最負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仕宦家庭，幼年受到嚴格的儒家教育，後來讀了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書籍。在“進化論”和“民約論”的啟發下，他總結了儒家託古改制的學說，寫成《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成為19世紀後期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戰爭中，老大的中國被新興的小小的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這給康有為以極大的刺激。1895年5月清廷批准《馬關條約》時，群情激憤，舉國沸騰。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1873…1929），聯合了當時在京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上書光緒皇帝，痛切陳述民族危亡的嚴重局勢，要求變法圖強。他們猛烈地抨擊“祖宗成法不可變”的舊調，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書雖然被拒絕呈遞，但它反映了廣大愛國人士救亡圖存的願望，道出了鬱積在人們心裡想說而沒有敢說出來的話，因此得到了廣泛的傳頌。
這時，袁世凱還沒有得到訓練新軍的美差，正當宦途不得意的時候。他終日奔走權門，謀練新軍。他有一套善觀風向、巧於變化的本領，當看到變法維新獲得軍務處大臣翁同等名公鉅卿的同情、有發達的跡象時，他立即決定在這方面也下一筆賭注。他不時去探訪康有為和梁啟超，“飲酒商談”，大講練兵變法，還稱康有為為大哥，表示親熱。①並常常以他在朝鮮王宮與日本人打過仗和甲午戰爭一度主張對日本強硬為政治資本，自我吹噓，很快取得康的信任。當時“人皆喜聆其言論，目為一世之雄”。6月，康有為又寫成一份萬言書，各衙門都拒絕遞呈，袁世凱自報奮勇，把它交給督辦軍務處代遞，雖然榮祿託詞不收，康有為對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為多次上書，由於遭到頑固勢力的阻撓，都沒有結果，就決定刊行報紙，組織學會，製造輿論，集聚力量。8月底，康、梁發起成立強學會，會員有楊銳、陳熾、沈曾植等數十人，袁世凱和徐世昌（當時為翰林院編修）也都捐款入會。強學會會員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有人演說，宣傳變法圖強的道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上層最早的一個政治結社。自此以後，各省愛國團體紛紛出現。袁世凱在強學會里很活躍，當議辦圖書館和報館時，他首先解囊捐銀五百兩。此後，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數千兩，強學會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袁世凱又到處聯絡募捐。經他出力活動，官僚中認捐的頗為踴躍。直隸總督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三人，每人都答應捐銀五千兩。李鴻章也表示願捐兩千兩，但是康、梁加以拒絕，因為他對日本主和，維新派都以他為政敵。
康有為認為用新法練兵是變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