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的維護者，在信中說：“況兵者漢人，蹂躪者亦漢人，我漢人胡為自相屠戮”：“閣下及諸英雄……或則有要求，即轉達項城，籌策維護。諸公大才，不獨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國事也。”③當北洋軍攻佔漢口以後，他於11月4日親到灄口，“與薩鎮冰、馮國璋及統將詳細籌商”，“一面出示曉諭招撫”④，一面叫劉承恩再次致書黎元洪，提出實行君主立完，早日和平了結。11月8日，黎元洪回信，拒絕君主立憲，但明確表示如他贊助共和，當推為“第一任之中華共和總統”。
袁世凱覺得誘和有了希望，為進一步摸清革命黨人的底細，於11月11日派劉承恩、蔡廷斡為代表到武昌，直接與黎元洪談判。在全國革命高漲形勢下，黎堅持建立共和國的立場，並希望劉、蔡二人勸袁掉轉槍頭，推倒清朝。劉、蔡枉然而返。
袁世凱仍不死心，北上組閣後，再次派劉承恩和張春霆到漢口，於11月20日與黎元洪的代表孫發緒和曾廣為會談。談判地點在俄國領事館，俄國領事敖康夫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充當談判的“中間人”。劉承恩說：“宮保（袁）之意以為鄂軍此舉系改良政治起見，現今政府所有皇族執政之員均已更換，將來政治改良進步必易，定可為君主立憲之國。至於前次所云必須另建民主一節，終非完美辦法。已聞某國已準備十萬精兵，藉口保護東亞鄰邦，並有向某親王雲及包為平治地方並保皇室平安等語。倘故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慘烈之干涉或許保護之事，則中國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來向諸公愷切勸諭，不必為過激之舉，早日和平了結為是。”孫當即反駁說：“清政府已失全國之信任，袁宮保向來明達，如此大事已定之時，必欲推戴滿清為君主，不獨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國民及熱心志士亦將不能俯就。好在我等雖不認滿清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榮。至於外人干涉等語，此係恐嚇小孩子之話，況國際公法載有明文，豈堂堂袁項城素稱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雙方從下午6點辯論到晚上11點，毫無結果，會談只好暫告結束。劉承恩立刻將談判經過稟報袁世凱。
“不學多術”的袁世凱，一手牽著多條議和的線。在劉承恩以君主立憲為條件同黎元洪談判的時候，他利用楊度等人向革命黨人展開更為狡猾的政治攻勢。當時，革命風暴席捲全國，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階級力量對比對革命愈來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革命黨的領導人卻害怕起群眾來，不敢率領群眾無情地掃蕩封建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凱散佈的和平煙幕遮住了眼晴。錯誤地把他視為可以爭取的第三種勢力，甘願推舉他為共和國總統，以換取革命早日“勝利”。這一切自然使這個一貫抱實用主義的野心家大為動心，認為有機可乘。他立即改變策略，迎合革命黨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國總統。由於當時他所處的地位，還不便公開打出旗號，“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於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運動，己則揚言共和政體如何不宜於中國，實則一俟運動成熟，遂爾實行”。⑥
由梁士詒和楊度介紹，袁世凱到北京不久，即接見了新從刑部獄中釋放出來的同盟會員汪精衛，對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後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結拜為兄弟，藉以籠絡汪為自己效力。據當時呈報袁世凱的一份說帖記載，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決時局的三個條件：“舉伊父為臨時總統”，“南北統一”，伊父對蒙藏用“皇帝名義”，並要求汪質商於南方革命黨人。
接著，秉承袁世凱的意旨，楊度串通江精衛於11月15口宣佈成立“國事共濟會”，上書資政院，要求“具奏請旨，宣告實行停戰”。“並請旨召集臨時國民議會，議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期和平了結”。⑦在此以前，唐紹儀也“曾擬一折，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見“國民會議”是袁黨一系的主張，而所謂“國民會議”，就是企圖製造一個機構，推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使袁既能取得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權的惡名。正如唐紹儀在稍後南下議和時所說：“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臺，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⑨
11月下旬，資政院三次集會，討論楊度的陳情書。除範源濂、劉澤熙等少數人贊成楊度的主張外，多數人則不同意討論這一重大問題，有的人認為應先請袁世凱到院說明“到底主剿主撫”。雙方辯論十分激烈，“秩序大亂”，“幾致用武”，“於是議員紛紛散去”。⑩其後，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