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對同盟會採取敵視態度。該會成立不久，即與立憲公會協議合併，改稱統一黨，他們幻想袁世凱能“厲精法治”，“以厝中夏於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時，孫武等人則與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憲分子相結合，給組成民社，擁護黎元洪。
1912年5月，統一黨，民社和國民協進會合並，組成共和黨。共和黨以清末立憲派為中堅，以湖北都督黎元洪為後援，成為同盟會的勁敵。
同盟會為了與共和黨對抗，同年8月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實進會合並，改組為國民黨。同盟會改組後，改變了原來的宗旨。如會章宗旨原為“實行民生主義”，而國民黨則改為“實行平民政治”。另外，由於舊官僚、政客和立憲派加入，國民黨組織龐雜、渙散，內部派系林立。當選為理事長的孫中山，在黨內被視為脫離實際的理想派，處於無權的地位。一切黨務都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國民黨是當時反對袁世凱獨裁的唯一大黨，其主要勢力在廣東、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蘇等省。
袁世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各黨派的活動，對與他為敵的國民黨尤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國民黨，刺探情報；一面千方百計地拉攏國民黨上層人物。在他的利誘和威脅下，國民黨人孫毓筠、胡瑛等很快墮落為醉心利祿的政客。他們掛著“革命黨”的招牌，對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趨，成為國民黨內的擁袁派。富有正義感的革命黨人無不冷眼視之。
與此同時，袁世凱還極力籠絡仍在日本的梁啟超，企圖利用他與同盟會往日的敵對情緒，組織政黨，以便牽制國民黨的力量。當時，梁啟超也正亟謀出山，便不計戊戌政變的舊怨，與袁世凱勾結，並幻想依附袁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袁、梁之間從1912年初就直接有書信電報往還，討論政黨、財政諸問題。當袁世凱接到梁氏祝賀他當選臨時大總統的電報後，2月23日回電說：“力小任重，承賀慚謝，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無極，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給袁一封熱情的信，獻策道：“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還說“善為政者，必暗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如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訪集國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為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為己黨而已”。④袁世凱感到正中下懷，回信說，“如豁霧而見青天，以是知大賢之吐屬不同，匪獨私意已也”，⑤袁還屢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歸國。在袁的支援下，經梁氏策動，以湯化龍為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吸收了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共和促進會、共和統一會及共和俱樂部等五個小黨，於10月組成民主黨。湯化龍擔任理事長，骨幹有林長民、孫洪伊等。為了與國民黨相抗衡，民主黨成立後立即與共和黨協商合併問題。梁氏應袁世凱電邀回國後，於10月進京謁見袁，“密談一次”。⑥從此，袁每月饋贈梁三千元，將來民主、共和兩黨合併後，“許助二十萬”。梁則表示“非五十萬不辦”。⑦嗣後，因兩黨矛盾尖銳，暫打消了合併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辦《庸言》雜誌，造輿論，養聲望，為組織一個與國民黨相抗衡的立憲派大黨作準備去了。
袁世凱雖然在幕後極力操縱黨爭，外表卻裝作“急於融洽黨派”，⑧而且一貫標榜自己只知“愛國利民”，最沒有黨派成見。當各黨由於他的挑撥而爭吵不休時，他又釋出通令勸告各黨“蠲除成見，專趨國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裝痛切地說：“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⑨當時，從黨的綱領上看，國民黨和共和黨、民主黨幾乎沒有多大差別，所不同的主要是對袁世凱的態度：國民黨主張分袁的權力，監督袁；共和黨和民主黨則贊成袁獨裁。袁看到他們爭吵不休，暗自高興。因為這種無休止的爭論正使他得以證明獨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儘管袁世凱千方百計地削弱國民黨的力量，國民黨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國會大選中仍然取得了勝利。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議員中，國民黨共佔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黨、民主黨以及由共和黨分裂出來的統一黨三黨合起來僅佔二百二十三席。這使袁世凱大為失望。國民黨人卻因此躊躇滿志，準備利用在國會的優勢，組織真正的“政黨內閣”，削弱袁的權力，並預定由宋教仁擔任內閣總理。
宋教仁（1882…1913），字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個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實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革命黨人。在他做農林總長時，有一天去謁見袁世凱。袁氏因見他身穿破舊西裝，問道：“君著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