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了官方———司法官及本州其他地方的縣行政司法官———的注意（“這也許是重要的，也許無關緊要，但是這兒的一個酒吧男招待說他無意中聽到兩個傢伙在談論案件，從話裡聽出好像和這個案子有很大關係……”）。到目前為止，這些談話沒有一次使調查員的工作取得進展，但可能性總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許下一次談話“就能帶來進展”。
此刻，在接這個電話時，杜威剛拿起聽筒就聽到“我想自首”。
他問：“請問，你是誰？”
來電話的是個男人，他不斷地重複他最初的那句話，並補充說：“是我乾的。我把他們全殺了。”
“是嗎？”杜威說，“那麼，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
“噢，不，你休想，”這個男人說，他的聲音帶著一股濃濃的喝醉後的憤怒。“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除非我拿到了賞金。你把賞金送過來，我就告訴你我是誰。就是這樣。”
杜威回到床上。“沒什麼，親愛的，”他說，“沒什麼重要的，又是一個醉鬼。”
“他想幹什麼？”
“想自首，條件是我們先把賞金交給他。”（堪薩斯州的一家報紙，《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美元，誰能提供抓住罪犯的線索，就給誰。）
“艾爾文？你又抽了一根菸？說真的，艾爾文，就不能稍微試著睡覺嗎？”
他太緊張了，所以睡不著，即使電話鈴不響，以他如此煩躁而失望的情緒，也是睡不著的。他的“線索”除了四處碰壁之外，沒有一條管用。博比·魯普？測謊儀已經排除了博比。史密斯先生，那個和兇手打一樣的繩套的農場主，也已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他證明自己在案發當晚“正在俄克拉荷馬州”。剩下的約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以證明的辯解。“所以，”引用哈羅德·奈的話來說，“這一切的總和是一個漂亮的整數：零。”甚至尋找那隻貓的墓穴也毫無結果。
不過，也有一兩件有意義的發現。第一，南希的姑媽伊萊恩·塞爾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時，在一隻鞋裡找到一塊金錶。第二，赫爾姆太太在堪薩斯州調查局探員的陪同下，仔細搜查了河谷農場的所有房屋，希望能發現異常的東西，結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凱尼恩的房間。赫爾姆太太閉著嘴唇，在屋裡轉啊轉、看啊看，只見凱尼恩的舊棒球手套，他的沾滿泥點的工作靴，那副可憐的被棄置一旁的眼鏡。她一邊看著這些東西，一邊自言自語道：“這兒有點不對勁兒，我感覺到了，我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哪兒不對勁兒。”不久她終於明白了。“是收音機！凱尼恩的小收音機哪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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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二章（12）
這些發現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慮把“普通搶劫案”作為動機的可能性。那塊手錶絕對不是偶然進入南希的鞋子裡的。當時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聽見了某種聲音———腳步聲，也許是說話聲，這使她猜想可能屋裡進來了賊，因此認為必須立刻把表藏好，這是她父親送的禮物，她很珍視。至於收音機，一臺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行動式收音機，毫無疑問，是不見了。同樣，杜威無法接受僅僅為了這麼一丁點兒微不足道的利益，“幾十美元和一臺收音機”，就殺害一家人的假設。接受這個假設違反了他對那個兇手，或者說那幾個兇手的設想。他和他的同事確定兇手不是一個而是幾個。犯罪手段之老練足以證明其中至少一個兇手冷靜而狡詐，而且一定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傢伙，沒有明確的動機決不會幹出這樣的事。接著，幾件特別的事越發增強了杜威的看法，至少其中有一個兇手對受害者動了感情，即使在殺害他們的時候，也對他們表示出同情，顯示出某種扭曲了的體貼。否則，怎麼解釋那個用來裝床墊的紙箱呢？
床墊紙箱是最使杜威困惑的難題之一。為什麼兇手要費力氣把紙箱從地下室的一頭兒搬過來，放在鍋爐前的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讓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在他注視著刀子向他逼近時，給他墊一個不像冰冷的水泥地一樣僵硬的墊子？在研究死亡現場的照片時，杜威辨別出一些別的細節，似乎可以證實他的觀點：一個兇手不時被體諒人的衝動所左右。“或者”，他從未能找到他想要用的確切的詞彙，“有些事非常多餘。瞧瞧那些柔軟的床單。什麼樣的人會做這種事：捆起兩個女人，就像捆邦妮和南希那樣捆，然後拉起床單，把她們蓋好，看上去如同在做著甜蜜的夢，睡得很香的樣子？還有，凱尼恩頭底下塞著的枕頭。一開始，我想放枕頭也許是為了使他的頭成為一個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