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契之論?還是古之四凶共工、(馬雚)兜、殛鯀、三笛之語?“
趙頊剛才瀏覽《辨姦論》時,一目十行,對這一段議論根本沒有細看。經王安石這一逐字逐句地朗讀,細品其味,不覺色變,連連擊案咆哮:“這,這不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誣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聖明!朕越是寬容,彼等越是放肆!兩權之爭,必分勝負,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頭稟奏:“堯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賢,也有共工、(馬雚)鬼、殛鯀,三笛四凶。時人有語:”四凶逞讒,天下大亂;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趙頊霍地站起,激動地立下諭旨:“好!朕意已決,就向那些反對‘變法’的‘四凶’開刀!”
風雲突變。
由知諫院、御史中丞呂誨帶頭掀起的彈劾風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後,突然變成從呂誨開刀的罷貶狂潮。凡是呈表彈劾王安石的官員和雖然沒有呈表彈劾、但與彈劾有關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對“變法”的“四凶”,而遭罷貶:知諫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呂誨,被貶知鄧州;知開封府呂公著,曾接替呂誨當了一個月的御史中丞,被貶知潁州;侍御史劉琦,被貶為處州鹽酒務;御史孫昌齡,被貶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錢(豈頁),被貶為衢州鹽務;監察御史裡行劉摯,被貶為監衡州鹽倉;知諫院範純仁(范仲淹之子)雖未彈劾新法,亦非呂誨親信,但因出言不滿如此大規模地罷貶御史、諫官,也被貶知河中府;樞密劇使呂公弼(呂公著之兄)雖未呈表彈劾,但對“變法”不滿,被貶知太原:“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與呂惠卿有爭,並寫信給王安石談“青苗法”可能出現之弊,被貶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這場罷貶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權:宰相富弼罷相,居家休養;原參知政事張方平去職,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興軍,去了京兆府;領“制置三司條例司”陳昇之,回到福建建陽老家,居母喪守制;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範鎮免職,以本官致仕;文壇領袖歐陽修也離職居閒。
……
時歷兩個月的罷貶狂潮,捲走了重臣,御史、諫官達三十人之多。
隨著狂潮捲動,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謝景溫、韓絳等,都進了諫院、御史臺和其他中樞機構。
接著,爭論已久的“青苗法”無爭論地出了臺,並鐵騎快馬、雷厲風行地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專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權力的實施過程中,並非一切事務都決定於皇帝一人。特別是在皇帝年幼、年輕的時期裡,皇權的實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決定的。朝廷權力機構相互制約功能的存在,是保證君權正常運轉的必須。監察與彈劾機構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著對皇帝和重臣說力的約束,當然,這種約束同樣是為了正確的實施君權。對監察和彈劾機構功能發揮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個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標誌。又因為這些機構往往是當時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臺,因而又成為一個朝代知識文明是否繁榮的象徵之一。
在年輕皇上趙頊的支援下,參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這一步似乎走過了頭。他為了推行新法而罷貶反對“變法”的“四凶”,也許是勢之所使,不得不為,是必須而果敢的“霹靂手段”。但他卻把許多不屬於“四凶”的進諫者都攆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為他的“變法”和他個人的命運自掘了壕坑。
罷貶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風初起的時候平息了,留下了一個寂寞無爭的朝廷,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個大權在握的王安石,一個沉思的司馬光和一個沉默的蘇軾。
篇十 御街 蘇軾客廳 菊花會
十州佳菊會京都,花瓣若雨,花陣若霞。
明天,蘇轍就要離開京都了。
九月九,重陽節。繁華的御街,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菊花的世界。
朝霞瑰麗,五彩紛呈,秋菊盈街,花色斑斕,馨香瀰漫,錦繡滿目。萬千盆黃色金菊沿著帶狀河、黑漆權欄排列、競逞華麗;萬千盆雪白的銀菊隨桃、李、梨、杏彎枝吊掛,競展豔姿;御街兩側綵棚飛架,紫菊成門,酒香漫漫;沿街高聳的畫閣紅樓,墨菊透窗,倩影頻頻。黃燦燦,若黃金鋪地;白花花,若白銀蔽室;紅彤彤,若紅霞萬片;碧瑩瑩,若碧玉閃光。京都的重陽節,暫時銷盡千般愁緒,哄起一團畸形歡樂。
這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