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契之論？還是古之四凶共工、（馬雚）兜、殛鯀、三笛之語？“
趙頊剛才瀏覽《辨姦論》時，一目十行，對這一段議論根本沒有細看。經王安石這一逐字逐句地朗讀，細品其味，不覺色變，連連擊案咆哮：“這，這不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誣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聖明！朕越是寬容，彼等越是放肆！兩權之爭，必分勝負，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頭稟奏：“堯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賢，也有共工、（馬雚）鬼、殛鯀，三笛四凶。時人有語：”四凶逞讒，天下大亂；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趙頊霍地站起，激動地立下諭旨：“好！朕意已決，就向那些反對‘變法’的‘四凶’開刀！”
風雲突變。
由知諫院、御史中丞呂誨帶頭掀起的彈劾風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後，突然變成從呂誨開刀的罷貶狂潮。凡是呈表彈劾王安石的官員和雖然沒有呈表彈劾、但與彈劾有關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對“變法”的“四凶”，而遭罷貶：知諫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呂誨，被貶知鄧州；知開封府呂公著，曾接替呂誨當了一個月的御史中丞，被貶知潁州；侍御史劉琦，被貶為處州鹽酒務；御史孫昌齡，被貶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錢（豈頁），被貶為衢州鹽務；監察御史裡行劉摯，被貶為監衡州鹽倉；知諫院範純仁（范仲淹之子）雖未彈劾新法，亦非呂誨親信，但因出言不滿如此大規模地罷貶御史、諫官，也被貶知河中府；樞密劇使呂公弼（呂公著之兄）雖未呈表彈劾，但對“變法”不滿，被貶知太原：“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與呂惠卿有爭，並寫信給王安石談“青苗法”可能出現之弊，被貶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這場罷貶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權：宰相富弼罷相，居家休養；原參知政事張方平去職，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興軍，去了京兆府；領“制置三司條例司”陳昇之，回到福建建陽老家，居母喪守制；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範鎮免職，以本官致仕；文壇領袖歐陽修也離職居閒。
……
時歷兩個月的罷貶狂潮，捲走了重臣，御史、諫官達三十人之多。
隨著狂潮捲動，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謝景溫、韓絳等，都進了諫院、御史臺和其他中樞機構。
接著，爭論已久的“青苗法”無爭論地出了臺，並鐵騎快馬、雷厲風行地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專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權力的實施過程中，並非一切事務都決定於皇帝一人。特別是在皇帝年幼、年輕的時期裡，皇權的實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決定的。朝廷權力機構相互制約功能的存在，是保證君權正常運轉的必須。監察與彈劾機構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著對皇帝和重臣說力的約束，當然，這種約束同樣是為了正確的實施君權。對監察和彈劾機構功能發揮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個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標誌。又因為這些機構往往是當時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臺，因而又成為一個朝代知識文明是否繁榮的象徵之一。
在年輕皇上趙頊的支援下，參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這一步似乎走過了頭。他為了推行新法而罷貶反對“變法”的“四凶”，也許是勢之所使，不得不為，是必須而果敢的“霹靂手段”。但他卻把許多不屬於“四凶”的進諫者都攆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為他的“變法”和他個人的命運自掘了壕坑。
罷貶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風初起的時候平息了，留下了一個寂寞無爭的朝廷，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個大權在握的王安石，一個沉思的司馬光和一個沉默的蘇軾。
篇十 御街 蘇軾客廳 菊花會
十州佳菊會京都，花瓣若雨，花陣若霞。
明天，蘇轍就要離開京都了。
九月九，重陽節。繁華的御街，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菊花的世界。
朝霞瑰麗，五彩紛呈，秋菊盈街，花色斑斕，馨香瀰漫，錦繡滿目。萬千盆黃色金菊沿著帶狀河、黑漆權欄排列、競逞華麗；萬千盆雪白的銀菊隨桃、李、梨、杏彎枝吊掛，競展豔姿；御街兩側綵棚飛架，紫菊成門，酒香漫漫；沿街高聳的畫閣紅樓，墨菊透窗，倩影頻頻。黃燦燦，若黃金鋪地；白花花，若白銀蔽室；紅彤彤，若紅霞萬片；碧瑩瑩，若碧玉閃光。京都的重陽節，暫時銷盡千般愁緒，哄起一團畸形歡樂。
這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