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刮到太原市區來了。再加上太原是個三面環山的盆地，汙染又不容易散去，結果造成太原冬季的嚴重汙染。那種汙染到了什麼程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年到頭看不到什麼藍天；冬天裡的大晴天，抬頭看看天空，就能看到菸灰那麼大的煤灰撲簌撲簌地往下掉，我們稱之為“黑雪”；剛換上的白襯衣，出門騎腳踏車轉一小圈，回來領子就黑了；頭髮兩天不洗，就結成氈子，根本梳不動；空氣中漂浮著二百萬公斤鉛，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們第一次做這種買賣，不懂得貨賣堆山的道理，看著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燈，就用塑膠袋把花燈罩起來，掛一個在外邊。來來往往的顧客，看到這一個被塑膠袋罩著的花燈，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問都不問一下。偶爾有一兩個來問的，一看就只一個品種，也就不願意買了。我們母子倆每天凍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裡，又冷、又累、又餓、又髒，但見就是不發市，不禁心急如焚。母親的嘴上急出了滿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著鼻子了。趕緊想辦法找人代銷，一會到人家這個商店看看，一會到人家那個攤點問問，又找了一家代銷的。
那一年我們做了三十多個六屏燈（「注」六屏燈是我們家花燈的最早的一個品種，以有六個屏風似的視窗得名），結果只賣出去三個，賣了三百塊錢。老霍家的人真不錯，一看我們受這個罪，又沒掙到錢，連租金也不要了。後來剩下的花燈租了個小麵包車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塊錢的運費。
第一年做生意就虧了大本，父親看著滿屋堆著的花燈，心裡也是又急又氣，說這個生意咱們不做了，窮就窮一點，省著過就成了。可是母親卻不這麼看，說孩子們馬上就要畢業成家了，安排工作、結婚哪個不要錢？就憑你那麼點工資，絕大部分還要供養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幹這買賣，吃啥呢？咱們僱不起人，就自己幹，能幹多大就多大。於是在母親的勸導下，我父親就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跟著燈具廠的一個老工人史師傅學習焊燈技術。父親這人腦子好使，一學就會，而且因為是給自己乾的，比史師傅更用心，更精緻。我的父母二人，一個焊燈，一個糊燈，沒日沒夜地幹活，姐姐則每個星期天回家時刻花。母親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訓，開始琢磨起花樣款式來，使得我們家的花燈品種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來個。就這樣，我們家的花燈作坊開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賣完了燈，寒假也就結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於去武漢市必須在太原坐車，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讀的山西財經學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對我說，小亞（「注」我的小名）告訴你一件事，你得先答應我別哭。我心頭猛然一震，忙問是什麼事。姐姐說，咱姥爺去世了，咱媽怕你太難受，一直沒敢跟你說。我頓時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馬上叫了起來：不可能！咱舅、咱媽寫的信裡，都說咱姥爺病好了，咱媽前幾天還說過了年去接咱姥爺呢，要是姥爺真的去世了，咱媽還能這麼說嗎？我在放假在家這麼多天，咱媽能不跟我說嗎？姐你誑我幹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說，小亞，我沒誑你，咱姥爺真沒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號去世的。
聽了姐姐的話，我雖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寧。由於一回去就要補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學校。補考過關以後，我就立刻向輔導員請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輔導員一聽要請七天假，就說請假時間太長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師批。當天夜裡，武漢市正處於“倒春寒”的天氣，颳著冷風，下著寒雨。我按著別人的指點，深一腳淺一腳地找到位於校外首義小區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這個學校裡為數不多的學問人，非常和善，一聽這個情況，又看我渾身溼淋淋的，嗟嘆不已，馬上大筆一揮批了假，還跟我說要是情況需要，還可以多待幾天，回來再補請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經做好了出發的準備，把自己的鐵路免票帶在身上。到了車站才發現，往北走的列車，只有凌晨兩點路過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長沙開往北京的特快列車，從北京開往長沙時稱一次特快）可以上。本來我的鐵路免票已經過期了，上車時我掏出來跟列車員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車以後沒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幾張報紙往地上一鋪，鑽到座位底下睡覺。第二天下午火車到了新鄉，我又下了火車改乘汽車回到了滑縣老家。當時天已經黑了，在從鎮裡下車往村子裡走的路上，無數兒時的回憶湧上心頭。小的時候，我就常沿著這條泥濘的機耕小路，跟著外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