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字。我明白了，蘇聯發生了政變，戈爾巴喬夫已經下臺。
由於當時《告蘇聯人民書》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通告是反覆播放的，等我回過味來，第一件事情就是高聲喊父親：“爸你快來！戈爾巴喬夫下臺了！”正在客廳的父親趕過來，站在收音機旁，全神貫注地聽完了全部新聞。父親的臉上充滿了錯愕與疑慮，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好，不愧為蘇聯共產黨，不愧為共產黨！”
平心而論，我們這個家庭，一貫對蘇聯的一舉一動都給予高度的關心。因為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從來都認為：蘇聯是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切都對我們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種對蘇聯的熱愛是五十年代中蘇友誼和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所收穫的果實，是一種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無論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身處何種逆境，也從來沒有相信過那些冒牌社會主義者們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汙衊與誹謗，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們的信仰。
我不掩飾，我們當時對戈爾巴喬夫很有好感，非常讚賞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經常深入群眾與人民對話的平民作風；也非常高興地看到透過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實現了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我們對這個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夠透過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體制，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重新煥發出活力，引導蘇聯人民走向美好燦爛的明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他的“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價值觀，他的“多一些社會主義”漸進過渡的理論，他的“民主與公開性”的原則，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讓我們耳目一新，給我們以無比強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國人當初也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很多話，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識》教材上。很遺憾，這本教材發下來還來不及使用就作廢了，因為發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東歐演變。
但是隨著一九九○年以後蘇聯事態的演化，我們對戈爾巴喬夫逐漸產生了疑慮。因為經過五年的改革，蘇聯形勢不但沒有出現好轉的跡象，反而開始加速滑向危機。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武裝衝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羅地海的獨立風潮、曠日持久的礦工罷工，各個加盟國家的主權宣言，戰後國民經濟的第一次下滑，廢除大面額盧布所引起的社會動盪，以及戈爾巴喬夫忽左忽右、優柔寡斷的處事方式，特別是對葉利欽等反共反蘇分子的節節退讓，使我們對蘇聯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擔憂。當然，這種擔憂不是一夜之間就形成的，而是緩慢地、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發生之時，我們都懷著一種很複雜的心態看待這件事，既對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命運給予關注與同情，又對緊急狀態委員會能夠結束混亂、恢復秩序寄予某種期待。
戈爾巴喬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觀點的人都不難發現：我的觀點與戈爾巴喬夫有很多接近之處。這一點我從不否認，儘管戈爾巴喬夫已經被作為歷史罪人遭到很多人無情的批判與嘲弄。在中國，很多以前以汙衊、誹謗蘇聯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會主義者轉眼間搖身一變，一個個居然變成為蘇聯解體痛不欲聲、呼天搶地的“蘇聯衛士”，恨不得把戈爾巴喬夫描繪成一個鑽到蘇共內部的叛徒、特務、內奸、工賊。是的，這些人就是這樣，非常善於痛罵已經倒臺的人物，非常善於向落到井裡的人丟石頭，也非常善於向一堵本已倒塌的牆再踹上一腳。
遺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沒有挽救蘇聯，反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程序。“八·一九”以後，越來越走向沒落的蘇聯國運，我越來越憂慮，全然沖走了高考上榜給我帶來的喜悅。從此，蘇聯的解體成為我心中最大的遺憾和永遠的痛楚。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一、夢想破滅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漢市Z大學報到。臨上火車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淚人一般，千叮萬囑要我一定等著她，我也含淚答應了。等到火車開動，女友向我招手告別時，她的眼淚又刷刷地流了下來。見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陣酸楚。
當時山西太谷到武漢沒有直達火車，必須在太原轉乘太原開往鄭州的二八八次列車，再到鄭州轉乘京廣線南下的列車。我父親從辦事處開出了鐵路免票，從太原到鄭州要到了臥鋪，但到了鄭州就沒有這個關係了，只好擠乘北京開往南寧的五次特快。我在鄭州火車站等車時，買了一份當天的《參考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