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演別的東西，天天排樣板戲，從《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龍江頌》，幾個樣板戲都演過。實事求是地說，幾個樣板戲從舞美設計、唱腔和故事情節的安排上都不錯，應有相當的藝術成就。但那時就這幾部戲霸著舞臺，古今中外其他優秀曲目都不許演，實在是太黑暗了。八個樣板戲用傳統演法演膩了，觀眾也看膩了，就來個“革新”，搞《鋼琴伴唱紅燈記》或者《交響樂沙家浜》。當時的報紙也是通篇造謠，說什麼“貧下中農一聽到《鋼琴伴唱紅燈記》，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注」見當時《人民日報》）我的父親當時曾經到很多地方去演出過，別說生活在“廣闊天地”裡的貧下中農，就連一些小縣城，都沒有一架鋼琴，哪裡談得上“熱淚盈眶，奔走相告”呢？
後來我父親他們還參加了一次在太谷縣延風劇場舉行的文藝匯演，全縣幾十個單位都來了。人數雖多，但內容單調乏味，每個單位都只許唱《東方紅》、《社會主義好》和《國際歌》等幾個。唱來唱去都是這麼幾首歌，不一會人們就煩了。等父親他們的節目演完以後，後面還有二十多個單位沒唱呢，父親一算時間，結束要等到後半夜了，於是就和一個工友商量著回去算了。兩人來到劇場大門，發現大門居然被鎖了，不讓出去。於是二人就在劇院院子裡轉悠，看見後面有個鐵柵欄門，也鎖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樑上君子，從鐵門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親還被安排參加拍攝一條假新聞。那新聞的題目叫做《鐵Z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群眾文藝工作搞的好》。我父親在這則“新聞”裡邊，裝扮成一個到群眾中採風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突出氣氛，那個記者讓我父親穿上借來的一身中山裝、弄副眼鏡戴著，儘管當時我父親眼睛既不近視、也不花。此外，我父親還必須揹著手風琴。拍我父親從麵包車裡下來的鏡頭連續拍了好幾次：每次下來，和“群眾”握手；由於記者不是很滿意，於是父親一行重回車上，再下來，再和“群眾”握手……直到記者滿意為止。本來父親和扮演“群眾”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還得假裝成不認識。接著拍“文藝工作者”與“群眾”交談的鏡頭，根據記者的安排，父親必須拿著一個小本本，不斷地邊聽邊記，還得不斷點頭表示讚許。其實父親完全是胡寫亂畫，而“群眾”則對父親說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據記者的安排，張嘴就行了，解說員早就定好怎麼解說了。後來，單位還組織工人收看這則“新聞”，扮演“主角”的我父親去都沒去。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真實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親隨宣傳隊到某軍分割槽去匯演。演出中間，不該我父親上場時，他就從軍分割槽禮堂溜了出來。這時，恰好碰到接他們過來的那個軍分割槽司機從一輛小轎車上下來，我父親給了他一根菸，二人聊了起來。由於我的父親年輕時當過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機。聊著聊著，不知道怎麼聊到軍分割槽的領導們身上去了，那個司機告訴我的父親，說這個小小的軍分割槽竟然有十二個副司令員，平時都不怎麼露面，一到爭待遇、爭小車時就都出來了。剛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個副司令員的女兒到大學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兩年，我的父親忙著到處匯演，兩年間在外調演、排練時間幾乎佔了一大半。當時父親單位雖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沒什麼活幹，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爾有幾個特別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裝置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塊的不鏽鋼磨成菜刀，用鋼絲造彈簧給自己家沙發上用。看到領導來了，就把私活收起來，裝成幹公家活的樣子。不僅是他們單位，當時父親他們去匯演的不少單位都是這樣。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國，正是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大決戰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周恩來總理在文革動亂歲月中忍辱負重，鞠躬盡瘁，他的逝世頓時使全國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為失去這樣一位好總理而流淚。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也逝世了。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病臥在床，難以視事。“四人幫”乘機翻雲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達到極限，暗暗積聚著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細流在一九七六年終於匯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在天安門廣場上，數百萬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說“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