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尚尼亞是不用憑票供應的，於是很多工人把出國當成了買細糧的絕佳機會，把全部收入都買了大袋小袋的白麵。以至於連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問：“你們不是還援助我們嗎？怎麼還往回捎這些東西？你們應該不缺糧呀！”這種現象嚴重地抹黑了當時中國的“胖子”形象，於是後來政工人員專門向工人下達了命令：嚴禁捎白麵回國，違者一律沒收白麵，並給行政處分。等“革命”鬧到了這個地步，無論你再唱什麼高調、再玩什麼把戲，再自欺欺人地談論“解放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的人民”，再自暴自棄地提什麼“寧要窮社會主義，不要富資本主義”、“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也沒幾個人會真信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六、偷聽敵臺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於父母辛苦的勞作和省吃儉用，漸漸地家裡稍微寬鬆了一點，買了一輛“飛鴿”牌腳踏車，還買了一臺“春蕾”牌收音機，用來偷聽莫斯科電臺的華語廣播。由於“收聽敵臺”在當時是能夠嚇死人的彌天大罪，因此我的父親只�